分析家认为，“遥望东方”将是教宗方济任内的主要挑战之一。
图示群众在圣伯多禄广场上参加教宗的公开接见活动。
一五二三年，曾经从军的圣依纳爵．罗耀拉受到圣神感召，决定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并欲留下来向圣地的非基督徒传扬福音。
可是当他抵达圣地后，却遭到方济会士的拒绝而被迫返回欧洲。他在欧洲坚持研读与宣讲，最终在一五三四年创立了耶稣会。
四百年后，乔治．马利奥．贝戈格利奥（Jorge Mario Bergoglio）──现在的教宗方济──愿步武会祖的足迹，请求耶稣会阿根廷省会长派遣他到日本传教。
“我加入耶稣会是被他们的形象所吸引，用军事术语说就是站在教会‘最前线’，也被他们的传教圣召所吸引。”教宗方济在二零一零年出版、由两位阿根廷记者撰写的著作《耶稣会士》（El Jesuita）里如是说。
“但是由于我从小就有健康问题，因此不获准出国。”贝戈格利奥小时候因感染而被切除了半个肺部。
教宗方济在书中调侃自己的志向受到挫败。但他年轻时对亚洲的渴望现正可以在其教宗职位上起到关键作用。分析家认为，“遥望东方”将是他任内的主要挑战之一。
意大利地缘政治杂志《Limes》刚出版了大量文章论述教宗方济的教会及他必须面对的问题，以带领天主教重返全球舞台的前沿。向该杂志供稿的大部分专家都赞同，亚洲——尤其是中国——将在教会的未来扮演关键角色。
根据《Limes》的卷首文章，教宗本笃把基督宗教重返欧洲与世俗化的西方世界作为他任内工作的重心，宣讲在理性与信仰之间重建联系。
文章说，但他所用的“处方”被证明过于“学术”和“冷酷”，为“捕人的渔夫”的教宗并“不合适”。
另一方面，教宗方济“再次征服了世界，并服从于‘传教’的使命”，这是基于新教宗的宗教地缘政治及其修会的神恩，抵制一切精英式的诱惑。在选举教宗的秘密会议之前，他对枢机们演讲的中心主题就是“自我中心的教会”之罪过。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分析家们期待逾千年来的首位非欧洲籍教宗，以及在教会史上首位来自南半球的教宗能提供更新的传教动力，并能对传统上所认为的天主教王国的“外缘”引起关注。据《Limes》的说法，因为过去几十年以来，在人口与经济上的转变，这“外缘”现已成为真正的教会“中心”。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著名历史学家阿尔贝托．梅洛尼（Alberto Melloni）写道，教宗方济决心让基督信息真正成为普世性的，而中国将成为其“实际试验场地”。总之，中国与亚洲“以一种戏剧性的方法提出了教会的不足之处”。
他写道：“基督宗教在向凯尔特、斯拉夫、阿拉伯和非洲世界宣讲福音时，认识到自己的贫乏……现在她不得不再次走上那同样贫乏的道路，去学会那些不可能完全远离天主的、其他人类与世界的语言与文化。”
中国通谢郗士（Francesco Sisci）长期为意大利《新闻报》（La Stampa）撰文。他在总结该问题时说：“天主教会在本世纪将成为欧洲及它以往殖民地──已烙下了一些欧洲文化特性的地区──的宗教，还是将成为真正的全球福音？这将主要取决于梵蒂冈在亚洲怎么做。”
他说，要在东方取得成功，教会必须远离其“洋教”传统，特别当它面对基督教团体与教会正蓬勃发展时──就像贝戈格利奥所处的拉丁美洲那样。
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权时，中国的天主教徒与基督教徒各占人口百分之一左右，据现在估计，福音派与其他新兴基督教团体约占人口一成，而天主教徒仍然保持原状。
据巴黎第四大学宗教地缘政治学教授马尼洛．格拉齐亚诺（Manlio Graziano）说，中国与亚洲或许能对困扰教会长达半世纪的圣召危机给予答案。“如果教会在那儿能自由发展，并达到与印度相同的招生比例──印度是世界上司铎比例最高的地方──那么，它某些组织上的问题将得到解决。”
格拉齐亚诺注意到，二零一一年，印度司铎对信徒的比例数是美国的三倍，这还不包括印度教区“输出”到世界各地的许多神父。
但不管怎样，对教宗方济来说，亚洲的挑战并不容易应付。意大利福贾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德望．皮恰雷达（Stefano Picciaredda）认为，教宗本笃主动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但从零七年发出致中国天主教徒牧函至今，并没结出很多果实。现在的风险是天主教会问题不是中国新领导人优先处理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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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亚历山德罗．斯佩恰莱（Alessandro Speciale），天亚社驻罗马通讯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