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认识金鲁贤主教，是一九八七年在上海，他当时七十一岁。经过廿七年牢狱与劳改生涯，他于八二年获释后返回老家。
金主教五五年与数百神父教友一起被捕。获释后，他重新担当被捕前的其中一项工作──教区修院院长。
他回去当院长是经过深思熟虑，亦是他要忍受境内外天主教徒对其争议不绝的原因。除非他已屈服或背信，否则一个曾经遭受共产政权迫害的人，何以会让自己重返一个公开而且是要当局正式批准的教务岗位呢？同时，他要忍受一些华人和中国观察家使他恶名昭彰的尖刻指控与猜疑。
我不是华人，但同为耶稣会兄弟，抱着同一疑问。于是，我向他提出，他直说：
“在上一千年，基督宗教曾三次尝试传入中国，可是都以基督徒受迫害和传教士被驱逐告终。这三次，必须靠另一批外国人重新开始。我不希望有第四次了。”
所以，八二年时，六十五岁的金主教选择了一条较少人走的路。为他而言，那不是对迫害者坚决反抗的风高亮节，也不是奉承那些坚持路线而于五十年代在灾难中告终的人。同样，这条路也不是向剥削其天赋、人脉和才智的掌权者投降。
显然而见的事实是，金主教与五十年代天主教徒的普遍想法不同──他们认为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会瞬间即逝，台湾的国民党随时返回大陆执政，为了保持教会最大的利益，他们即使不公然反对毛泽东的新政府，也至少采取不顺从的立场。
不论其个人观点如何，他与当时所有天主教领袖遭受同一命运。自八十年代起，金主教在一些人的怀疑、另一些人的谴责，以及大部分人的诧异中，在钢线上行走，一方面承认政府的权威，另方面坚持他认为对中国天主教会是最基本和重要的原则。
在金主教最后廿五年的生命里，有三个与他相处的记忆在我脑海中萦绕。
首先是他持续努力为所有人提供机会──为修生创办修院并教导他们；当他与全球各地的大学建立联系后，为许多家庭的子女张罗奖学金；栽培和激励上海内外的男男女女以各种新方法服务教会，传扬福音。
金主教给我的第二个记忆，与耶稣会很有关系，就是他准备好接受羞辱和拒绝，作为跟随耶稣的挑战的一部分。
在近期出版的回忆录中，他对多年来被判监和软禁的经历轻描淡写──在铁窗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或者谁在操作。七十年代接受劳改时，他运用相当大的智慧完成烦琐的翻译工作，把工具书籍由他懂得的欧洲语言译成中文。
在八十至九十年代期间，教会当局出于无知、错误信息或恐惧行事，阻碍他致力促进中国教会的成长，而却甚少或没有作出解释。（我曾与金主教一起经历其中一些事件。）
第三个记忆与金主教的性格有关。见证他简单而直接的情感，总是一件愉快的事，特别在晚年时，他乐意接受朋友和帮助者的关爱。随着年纪老迈，他患上心脏病和糖尿病，健康日益恶化，面临生命危险。
他接受自己在上海创办的修女会成员的细心照料，注视年轻修女对他的尊敬和关怀，感激她们温柔的爱护。他欣然接纳别人的帮助，让他可以走路、做事和会见客人。这些谦逊的举动令人敬畏。
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中，赫瑞修在哈姆雷特断气时说：
高贵之心就此魂飞魄散，亲爱的王子，晚安。
天使飞翔高歌，愿你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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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利伟豪（Michael Kelly）神父，澳洲籍耶稣会士，一九八四年晋铎，资深教会媒体工作者，二零零九年起出任天亚社执行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