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廿一日是许多基督徒纪念君士坦丁大帝及其母亲海伦的日子。他俩是在罗马帝国后期皈依基督宗教的核心人物。历史学家对于这转变所带来的重要意义依然争论不休。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和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等怀疑论者哀叹它是帝国衰亡过程中的一个小阶段。但在基督徒的集体记忆中，他们对君士坦丁大帝一千七百年前颁布的《米兰诏书》满怀感激，因为自那以后，对基督宗教的迫害消失，取而代之是宽容。这个世俗主义的早期版本为时不长；到四世纪末，基督信仰已成为官方宗教，由皇帝执行其教义。
五月十七至十八日，我在伊斯坦布尔参加《米兰诏书》的纪念研讨会。《米兰诏书》是宗教自由历史的里程碑。会议由欧洲主教团议会及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区合办；后者传统上在正教基督徒世界内享有“首席”尊称。与会者中有一些教友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包括土耳其伊斯兰教学者塞米哈．托帕尔（Semiha Topal）；但大多数是来自欧洲与中东的神职人员或与教会有关的人士。
那么，为安逸的西欧基督徒来说，这是否一个大好机会让他们鼓舞来自东方艰难地区的虔诚基督徒？诚然，会议传达了某些团结合一的信息，也为四月廿二日遭绑架的两位叙利亚主教献上祈祷。但我最强烈的印象却非如此；我被中东神职人员的坚韧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所打动，也被欧洲基督徒讲者所缕述的委屈与挫败感所震撼。
约旦主教马龙．拉哈姆（Maroun Elias Lahham）以坚忍的口吻宣称，伊斯兰教在中东重现为一股力量，“基督徒必须以现实及创新的态度面对”。相比之下，许多西欧天主教讲者因无休止的挫折而饱受冲击。他们认为，基督宗教在其古老世界的腹地中受苦。
在这精神下，与会者获得了由总部设于维也纳的“对基督徒不容忍与歧视了望台”组织所准备的小册子。小册子根据欧洲各国的新闻报道而编纂，指出基督宗教处于守势。小册子列出的事件包括故意毁坏或亵渎教堂的行为；基督徒医护工作者（医生、护士、药剂师）被要求参与堕胎或出售堕胎药时，未能获得基于良心而选择退出的权利；基督徒婚姻登记员、两性关系辅导员或旅馆老板不愿为同性伴侣提供服务时，也有类似遭遇。小册子还提及了在展览会、广播节目、文化项目对基督宗教标志的嘲弄，以及某些国家不容许基督徒父母把孩子留在家里自行教育，或为孩子退出性教育课。
我当然不轻视这些事情，或低估个别人士所面对的困境。这些问题中，许多可以成为将来公开讨论的议题。但当我了解了望台以苦涩委屈的语调所列出的不满时，不禁想到基督徒教会和其拥护者有时候自我醒觉不足。他们难以想像欧洲基督宗教怎样看待不属于它的人。教会认为自己为人们带来自由，却看不到有些人难以把基督宗教联系到自由。
的确，当欧洲人想到基督宗教时，进入他们脑袋的首先就是，它是享有巨大特权的宗教：正式的政治影响力、对学校与大学的控制、宏伟的古迹、在国家仪式中担当核心角色。对许多公民来说，很难想像一个能享有如此多历史优势的宗教，怎么还认为本身受到不公平对待。那种反应或许常常是没有根据的。基督宗教许多正式权力仍然存在，正因为它难以运用。从那意义上来说，基督宗教在欧洲的角色，就与在一些国家的君主立宪政体相类似。但从外观而言，欧洲基督宗教很难让自己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尤其是它在旁观者眼中享有如此多的古老权威。
不管正确与否，美国国务院在五月二十日发布的全球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对西欧的情况着墨不多。报告宣称，二零一二年是呈“负面趋势”的一年，其中包括中国对宗教信徒——从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徒到天主教神职人员——进行滋扰与拘禁；沙特阿拉伯将挑战伊斯兰教垄断地位的侨民驱逐出境；俄罗斯对“极端分子”滥用法律；在苏丹的教堂受到破坏；以及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宗教良心犯受到虐待等。美国国务院历来毫不犹豫地责备欧洲政府；它经常谴责德国对科学教信徒的态度。但在今年的报告中，对欧洲的主要担忧是：对伊斯兰教徒与犹太教徒的偏见，有时引致暴力冲突。
对于欧洲基督宗教的观感问题，并不容易找出答案。比如，即使英国圣公会曾经非国教化，或者意大利天主教会曾出售一半产业，也都未能自动把自己塑造成处于困境的受害者。但对历史上基督宗教国家中的古老教会来说，一种艰难的交易仍然存在。它们是否在王宫里保留立足之地？或重新定位为较小的群体（以及对社会主流而言成为温和的群体），寻求自己的声音得到尊重，而不指望把观点强加于他人？在中东甚至在土耳其，基督徒没有遇到这样的困境，因为他们所要面对的是挣扎求存。
让我们暂时回到罗马帝国历史。在基督徒的论述中，他们纪念君士坦丁大帝与海伦，因为两人规定了十字架为最根本的标记（君士坦丁大帝在神视中看到它，母亲海伦在耶路撒冷发现钉死基督的十字架）。但十字架到底象征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它标志着军队的胜利；在其他情况下，它标志着苦难与坚忍的救赎德能。对于中东基督徒来说，后者的标记产生最大共鸣。从十字军东征到海湾战争，他们感到不得不忍受西方弟兄们热情高涨地挥舞着十字架所造成的后果。
【完】来源：《The Economist》，天亚社编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