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十月廿一日宣布，国有企业“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铁建）去年花费了八亿三千七百万人民币（相当于一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招待费，委员会经调查后，处分八名员工。中国铁建是世界第六大建筑承包商。
与此同时，中国多家主要制药公司因涉嫌贿赂而正接受调查；食品饮料行业几乎每个月都发生重大安全丑闻；而工业往往因违法破坏环境而长期在监督之下。
此外，为苹果公司代工的台商富士康科技集团在广东、河北等省份所开设的工厂，一直饱受员工自杀事件所困扰。该公司又被指不择手段地招聘低工资的学生安装iPhone和游戏主机。
那么，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否正在败坏中还是在发展中？
中外企业家每当被问及这样的问题时，通常都慨叹他们试图灌输个人责任感与企业责任感时所遇到的困难。
中国媒体、网上论坛和日常谈话，都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企业，是否有能力促进长远思维与负责任行为，充满怀疑的态度。
毫无疑问，这一切带有浮夸成分，而且各个民族背景都存在着文化障碍，使得企业社会责任成为永远在进行中的工作。然而，文化特质，譬如中国到处渗透的自己人团体的精神特质和对权力距离的强调，都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基础的企业价值观，造成损害。
与此同时，中国思想家认为传统价值观，譬如对长辈的尊重或孝顺等，培养人们的辨别力和个人责任感。这些价值观曾培养了团结一致的链条。每个个体负有责任，以有意义的方式维系这些链条。
中国智慧一向深深尊重自然环境，也尊重有时矛盾的经验教训，其中包括谨慎和变通，避免鲁莽行为而同时主张人们要不断顺应时势。对培养重视可持续性与责任感的企业文化来说，这些肯定是宝贵的态度。
最近有研究访问了一些华人行政总裁，要求他们说出本身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这些华人企业家指出三个明确的看法：诚信的重要；提供就业机会；以及对社会稳定作出贡献。
这些看法并不取代西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反而是有所增添。主要的差别在于：华人管理人员仍然重视股东的利益超过其他因素。但是，吊诡的是，在各种调查中，他们都强调一个事实，即社会责任不仅是为了获利，而且对长远收益必不可少。
二零零七年可以被看作是分水岭，因为政府设立一个固定的企业社会责任监管机构，负责对在中国经营的所有企业制定具体职责与宗旨。
当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强调“能源、资源、生态、环保”很重要，为了取得“均衡与可持续的发展”，有必要“将人民放在首位”。
零七年六月，中国通过首部《劳动合同法》，并开始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央政府指导下，通过地方环保法例与劳工权利法。现时大量法例与指引厘定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精神和内容。
一个重大（但往往被忽略）的好处是，企业社会责任是自我监管机制，帮助一家公司评估本身的商业模式的适切性和潜在危险，提醒公司对它的危险举措、未能理解和满足公众的期望，以及缺少透明度和问责可能产生的风险。
在中国的环境中，让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任何一家公司的商业模式与策略的一部分，还有着另外的理由。
国家十分重视国营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社会角色，目前这些公司必须显示出环保责任，对社会和谐作出贡献（包括避免风险，在天灾期间或在地方层面对社会事务作出贡献），以及把企业行动纳入可持续发展框架之内。一家企业在这些方面的记录，有助于厘定该企业对当局的信任。
公众与网民对破坏企业声誉的报道反应强烈，也对成功的故事与有创意的举措极感兴趣。
在充满活力的华东沿海一带，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问题，比一般估计更早、更清晰地辨别出来。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道德在中国企业家及广大社会当中，已成了令人关注的议题。
因此，总体来说，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与实施，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实施更加环保、安全与合乎社会公益的措施来说，极为关键。此外，对地方企业与国际公司来说，重视企业社会责任价值观与实践的公司策略，能够大大增强企业的创意潜能。
改变焦点、扩阔个人的视野、接触全新的理念和伙伴，都能为行政人员开拓未知的可能性。
这在中国尤为真实：中国广袤的地域、企业遇到的复杂挑战、文化以及社会结构多姿多彩，都为企业家提供丰富的新资源和新观点，这一切使他们重新思考自己的使命与方法。
在中国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努力使可持续性与创意完全一样，同时又把企业的精神和实际运作牢固在中国土壤。或许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是改变的种子已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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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作者乃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利徐学社学术主任。本文节录并编辑自他以英文撰写的新书《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视野、评估与蓝图》（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China: A Vision, and Assessment and a Blueprint），该书拟于十一月底由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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