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走进地下教会修道院，秘密接受教会神学培训，期间认识了贾治国主教和高可贤神父。高可贤神父是我的神学教师，贾治国主教祝圣我为执事。晋升执事后，曾在刘书和主教足下接受更深层次的神学培育，使我受益匪浅。在保定期间，认识了周善夫、朱友三、刘冠东、陈建章、师恩祥、宋维礼、肖立人等主教。1990年元月，我在李炳耀主教手下领受铎品，继而在山东西部展开传教事业。天主赏赐许多机会，使我有幸认识韩鼎祥、李宏业、梁希圣、陆振声、张维柱、苏哲民、安树新、王弥禄、魏景义等主教。1996年3月，我公开了司铎身份，开始与陈柏庐、赵子平、史景贤、王殿铎、杨祥太、刘景和、蒋陶然、余润琛、李笃安、马学圣、李连贵、方建平、封新卯等主教接触。对中国天主教所处的环境，以及每位主教所面对的困难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尽管，我也曾参加过中国天主教第七次代表会议，甚至曾担任两届政协河北省委员，但对教会忠贞的理念从未改变。我的一位同学对我说：“你已公开这么多年，怎么仍有那么重的地下忠贞情结？”这位同学虽然仍在地下教会服务，他没有办法理解我的心结和情怀。自从我加入天主教以来，忠于信仰就是我的追求和不二的选择。在修道时期，我接受高可贤、刘书和等主教的神学教育以及神修培育，已将天主教的信仰理念渗透在灵魂深处，所以，决不会因为身份的公开就改变这种忠贞信仰的情结。不仅不会更变，甚至还要将忠贞理念进一步发挥，以能影响公开教会的司铎弟兄。毕竟公开教会的司铎弟兄所追求的同样是为了福音的传播和圣教的广扬。实际上，愿意分裂教会或者只图个人利益的神职必定是少数。在公开教会里也不乏为教会而忍辱负重的人，像李连贵、裴军民、党明彦、甘俊邱、廖宏清、谭燕全、徐宏根等主教。说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似乎有些贬抑，但他们忠于信仰的意愿应该是不容质疑的。教廷的决策者们转化公开教会走向忠贞的策略应该是深远的，这也是拯救中国教会的一项智慧。欧洲人的智慧与亚洲人的智慧有着很大的不同。欧洲人的脑袋属于几何型脑袋，中国人的脑袋属于椭圆型脑袋，所以，反应出来的思想是绝然不同的策略。几何的勾股弦定理根本没有办法与一加一等于“王”扯上关系，因此，教廷的大佬们很难操作属于教宗名下所谓的中国主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层面上的具体运作。中国主教会运用孙子兵法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理念，在自选自圣主教的事务上，他们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很多主教是理直气壮毫无愧色的，绝不是受到难以抗拒的胁迫。为了获得教友的接纳，或者说获得教宗的谅解，求的教宗宽容似乎只是一个手续而已，所谓是真心悔改完全是骗取教廷的把戏。从天主教信仰的理念上，无论如何这是不合乎基督精神的。面对这样的真实，作为一个小小的堂区司铎，只有自己从心中捍卫忠贞的理念，似乎也做不出什么成就。面对不合乎真理和正义的事实，发不出任何呼吁和呐喊，是精神层面的殉道和牺牲。所能够做的只有默默地祈祷，期盼上主眷顾中国教会，使之成为真理和正义的象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