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督徒的微博微信圈里面，上个月发生的三江教堂事件备受关注，当时各种有关的观点、策论层出不穷，尤其又被国外一些媒体报道，俨然成了天下头等大事。
但是在整个中国的社会，除了教堂被强拆之后官方发出来的“迎难而上”的新闻稿，几乎不见于报端。我们已经习惯于快速地进入政治性的解读，读出基督徒备受逼迫的悲情色彩，但是往往会忽略从一个更公共的层面，以对中国社会影响的进路来反思。后者可能对我们中国教会的发展更为重要。笔者此文，仅作为个人从网络报章所获得信息的一些思考，难免不全。然而依照这一进路来查看，笔者发现对中国社会而言，这次的三江事件显然不是一个什么大事，只是被当作熟悉得不得了的拆迁纠纷——还远不如最牛钉子户的故事更精彩，无论是比起先前的马航失联，还是一天后发生的新疆的恐怖袭击，都没有什么特别能够吸引社会关注的影响力。即便在发生地温州，非信徒对于三江教堂被拆的事，也很少有同基督徒相似的观点，中立的观点也是甚少。
这大概是中国教会在中国社会中的处境和影响力的一个缩影。从我们基督徒来看，当教会的利益受到损伤的时候，中国教会在社区中总是显得孤立无援，更少从当地社区中得到助力。
三江教堂的事，发生在浙江的温州。温州在中国教会的版图中，有着特别的意义，其信徒众多，教堂林立，教会活动丰富多彩，素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据先前的统计资料，人口780多万的温州，有基督徒100万人左右，不到八个温州人中，就有一个基督徒。基督教对于当地人来说，并不会陌生。但是在这样的地方，一个费时近十年，耗资三千多万，被基督徒称为地标一样的大教堂被强拆，非信徒却没有什么观点出现。教会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力大概也可见一斑。
纵观三江教堂的事件，除开官方媒体自然地站在挺拆的一面，素来喜欢与政府观点反对的网友这次却似乎更多站在了政府一边（当然，充斥着五毛），但是当地的非信徒的确很少有对教会正面的观点出来，哪怕是中立的观点也很少。至少从网络的信息来看，我们得到如此的印象。洛杉矶时报的采访中，一位当地市场上的妇女，一位出租车司机，发表的观点，一个认为政府合理，一个觉得教会在处理事情上有欠缺。当地一位信徒也告诉笔者的朋友，她的非信徒朋友们因为三江教堂的事，对她说“不要信道理了，信道理的不讲道理”（信耶稣，当地人称信道理）。似乎温州的非信徒对于基督教也并没有来得特别的亲切。他们也并不多关心这个因拆迁而造成的风波，也不知道这个风波和别的因为拆迁而造成的风波有什么不同。但在他们的观念中，教会显然是失当了。
我们讲我们的，我们懂，但我们以为大家都应该懂，却被不信的人认为不合理，不讲道理。三江教堂事件反映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向其他不信的人讲清楚我们的信仰的实质和诉求。从个人的层面，这意味着我们对于信仰和生活的理解缺少一致性。从整体的层面，这是教会和社会缺少有机联系。中国教会在这方面是苍白无力的。
这次三江事件给人的印象是，教会在温州的兴盛，大概只是在教会里面的兴盛。从温州当地人对三江教堂拆除的冷淡甚至偏负面的态度，不得不承认，教会仍然处在社会的边缘地带，而这种边缘，可能并不是人多，信徒比例提高就能解决的，因为，这种边缘在于教会和社会联系的有机性太弱。我们在教会内部已经习惯于听到太多关于教会美好的见证，但是三江教会，或者繁盛的温州教会，到底对当地社会起到了什么有益的作用——不是教会自己说的，甚至也不是政府说的，而是当地人真的认可的。同理，对于中国教会也是一样。遗憾的是，三江事件反映的，是当地人根本不关注教会的事。号称耶路撒冷的温州地区尚且如此，扩大到整个中国的情况，大概可以知道。虽然号称数千万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在社会上的位置和影响，显然不像我们想象中有力和正面。
有牧者曾谈论这个问题说，虽然说教会有这么多人，但现在中国教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现在像肿瘤（和身体）一样，是可以被切除的。他认为，教会太少参与社会了，和其社区没有什么联系。所以真的遇到逼迫，教会往往显得孤立。我们不能理解社会，更没有主动的心参与社会，因为我们不认为自己在这个社会中。
但是中国教会要真的发挥影响力，尤其是建立起正面的形象，必须要担当在社会的使命和责任。不能盲目地用教会的语言系统把自己和这个社会隔绝开来。教会要开放，建构信仰和生活的一致性，能够用社会公共层面的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和语言，了解我们信仰的内涵。教会要担当，参与在社会中，与社会建立有机的联系，即是通过社会慈善社会公益，成为社会中应当有的正面的力量，发挥教会的应有的社会功能，成为社区这个机体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三江教堂的事件带给我们反思，中国教会要走出固步自封，基督徒要打破自我欣赏，教会要学习理解社会，也要试着让社会理解信仰，在社会中发挥自己正面的力量，赢得众人的心。让但凡有良知的人，在教会真正艰难的时候，可以帮助，在教会真的遭遇逼迫的公共事件的时候，可以不因为信仰，仅依从自己的良知，也能够关心守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