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会处于人为分裂状态：听命于北京或忠于教宗。方济各教宗的访韩之行给教徒们带来希望。不过，梵蒂冈和北京之间依然隔着一条鸿沟。
早晨7时，北京盛夏的炎热已使教堂内温度升至29摄氏度。二环上的汽车喇叭声隐隐透入教堂。一位坐在后排的老人拿起一本圣经。他说，天主教爱国会只存在于纸面，是上面的旨意，“我们只听教宗的”。
天主教已在华扎根
名义上，中国当局允许宗教自由，承认5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和天主教。不过，所有教会团体都必须在宗教主管机构那里登记注册，并隶属于由国家控制的教会。对中国的天主教而言，党处于最高地位，不能视教宗为领袖，否则便是犯忌。
其实，耶稣会早在1534年就把天主教信仰带入了中国。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人于1949年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年后，北京断绝了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1957年，中共建立了“天主教爱国会”，规定所有天主教徒都必须登记加入。拒绝服从的信徒们被关押，遭殴打，个别信徒甚至被处决。坚持效忠梵蒂冈教廷的人遁入地下。
不过，现在，地下教会和官方教会之间的界线有所模糊。一名72岁的退休老人表示，教宗对信徒们非常重要，几星期后，她要同一个由40人组成的一个团队前往罗马，有生以来首次有机会亲眼见到教宗。她指出，“（天主教）爱国会只是政府组织，与信仰无关”。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上周，他提出，在中国，基督神学的发展必须适合中国国情、必须适合中国文化、必须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相兼容。他要求启动一场运动，发展积极的和正确的“中国特色神学思想”。
宗教政策
王的机构是中国组织和监控宗教社群的最重要机构。当局称，爱国教会中目前有530万成员。忠于教宗的地下教会成员人数要多出一倍。天主教爱国会掌握着70名主教、近6000个教堂。
中国天主教社群在做礼拜方面谨遵罗马的规定，当局一般不加干涉。但是，当局强调拥有主教任命权。多年来，北京和梵蒂冈之间存在一种默契：北京任命那些罗马也能接受的主教。不过，2006年和2010年，中方曾分别任命数名忠于当局的主教，罗马教廷不愿认可，梵蒂冈甚至还取消了其中某些人的主教称号。
公开“挑战”
此后，双方的争议逐渐归于沉寂，—直到2012年7月7日。被认为忠于北京的马达钦神父当天要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里被任命为上海教区辅理主教。结果却完全不同。马达钦主教利用这次机会，公开表达了立场的转变。他向信众们宣布，脱离“天主教爱国会”，效忠教宗。随后，他便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此后，遭软禁至今。
马达钦主教此举让中国宗教当局和官方教会蒙羞。墨卡托（Mercator）基金会中国问题研究所的一名专家指出，马达钦退出爱国会是对中国巩固那个独立于罗马的爱国教会基本立场的公开挑战。
不过，中国官方教会就方济各教宗的访韩之行仍作出善意表示。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房兴耀就表示，目前是中梵和解的最佳时期。今年6月，他在香港《南华早报》上称，中国希望能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而罗马教廷里也有类似立场，“现在是最佳时刻，我们不应错失机会。”
关系如何改善
在梵蒂冈内部，也以教宗访韩为契机讨论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方济各虽不在中国停留，但在前往韩国途中从座机上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送了问候电文：“祈求天主降福予贵国以和平及安康”。这是中国首次允许一位教宗飞越本国空域。1989年10月，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访问韩国时，因北京拒绝其座机飞越中国领空，若望保禄二世不得不绕道俄罗斯。
神父的信心
在梵蒂冈近旁的一家咖啡馆里，坐着一名年轻的中国神父。他告诉说，在国内，他只在很少情况下才敢身着神父衣装。而在这里，身处神父群中，坐在咖啡馆，一点都不会显得突兀。他表示，罗马不应忘记那些多年来在地下坚持的矢志不移的基督徒们。他同时指出，中国领导层中的官员们也已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的那些组织迫害基督徒的官员了。这位年轻的中国神父说，“再早几年，人家不会让我出境”。他强调：任何接近北京的打算都必须非常谨慎，本笃十六世曾打算对中国领导层作出接近，但最终还是失败了，“要是有哪一位教宗成功，那只能是方济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