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景德镇有两座天主堂，一座是新近修缮的圣安多尼堂，一座是圣母堂。两教堂的关系并不复杂。
圣安多尼教堂连同神父楼（一栋四合院落）是1901年开始由美藉神父徐斯美主持建设的。1949年后圣安多尼堂被占用为地方政府防疫站，文革开放落实宗教产业后，为能继续占用，政府批准教会在安多尼堂对面（即中华北路216号）地段重新建造了一座教堂，即今天的圣母堂（经询问得知：圣母堂亦是一座老堂，应该与安多尼堂同时，不幸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被火烧毁，今次被偷拆者是火后重建之圣母堂）。
防疫站长期占用的圣安多尼堂及官厅，年久失修，早已破烂不堪。圣母堂地处的老城区又正值改建，因此，老城办公室偕同宗教局想收回圣母堂，把圣母堂土地作开发用。经宗教局多方努力协调最后达成共识：“由政府出资把圣安多尼教堂和官厅进行全面修缮，官厅里面的一栋三层办公楼亦归由教会使用，因为这楼是由防疫站后来建的，好解决教会自养问题”，等这些问题都解决落实好后，教会承诺让出圣母教堂这块地方。
据当地神父说：“圣安多尼教堂和官厅已于去年修缮完毕，但是至今仍没有完成交接。而且教会自养房和那三层楼还没有落实归还，所以，我们还继续在使用圣母堂。”
虽说如此，圣母堂面临着被拆除的危险没有终断：“在去年清明节前后，他们就企图拆除圣母堂，李（稣光）主教和神父连夜从南昌驱车两百多公里赶到景德镇，才成功阻止了这不法行为。写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圣母堂事件”的大致原委。
鉴于此，我提以下十点供大家反省思考：
第一，圣安多尼堂及官厅虽修缮完毕，但并没有完成交结，政府前面承诺尚未兑现，故此教会对圣母堂并未放弃使用权；
第二，在还未兑现承诺的情况下，圣母堂已经有过面临被拆的危险，去年清明节已发生过一次，幸被干预；
第三，政府的诚信应该受质疑；因为，从其表现看，政府既不想归还教产，又无意兑现承诺，却又愿意尽快接收圣母堂地产。
第四，从九月十四日宗教局副处长约本堂神父吃饭并留神父住宿来看，九月十五日凌晨的拆除行动实是官商勾结的必然结果，这欺骗匪盗的行为实在法理难容；
第五，李稣光主教事先并没得到私下通气；九月十五日，主教与神父赶到事发地点，据知情人说，李主教对此很伤心、很生气，他一天没吃下任何东西，并且组织神父、教友前来景德镇援助抗议此次强盗行为。
第六，宗教局工作人员和投资商的商业协作让人很难不去相信这中间有利益输送；本来，宗教局官员应该维护的是宗教人士和宗教团体的合法权益，但许多宗教官员从始自终却以极尽损害宗教信仰为能事：他们破坏宗教信仰，玷污神圣礼仪，景德镇圣母堂被拆时圣体柜连同圣体一并被埋在废墟中，这让基督徒伤心，由此也对宗教局人员失去信心，无法忍耐。
第七，浙江温州拆十字架风波仍在蔓延，其中不乏危胁、恐怖、欺骗，听说一些神父被告知：只要配合拆这一座，就可保下那二座，不然三座都要被拆！危逼利诱中，有神父竟主动配合，发动教友前来协助拆除教堂——神圣威严的信仰妥协在人的想法之下！其实，十字架拆除行为并没有停止，反而让他们找到一种很有效的迂回进攻的方式。
第八，官方表面讲的是依法拆除十字架，实际上确采用偷鸡摸狗，强取豪夺的方式。这种方式明显违法，但事后基督徒群体并没有以法律名义去死磕官员的违法行为，这让他们更加有恃无恐。
第九，宁波主教府失火之因至今未查明，且已无人再提。宁波之后，时间不长，赤峰教区一座百年老堂同样为不明大火焚毁，事情至今亦不了了之。而九月十五日江西、湖南两地教堂均被偷拆，遭了夷平之灾！这样明显的无法无天的胡为，𦘦事者竟没有被问责处罚。所以，我害怕这样不费劲、无风险地迫害基督教信仰的场面今后仍会一个一个荒诞着出生。
第十，无论这邪风是否是上峰授意，（上峰始终没有明确指示，甚至国家宗教局到今天都没有公开表态，反私下议论国宗教政策和原先相同，并没得到新指示）那么我们一律可以看成是地方官员利欲熏心，并是在实际违法。如果，既无法出示合法拆毁文件，就不该让他们每次把违法勾当都做成政绩报告。李稣光主教完全可以向国家宗教局讨要说法，还可像新教律师界那样联名状告其违法之处。
当法律保护不了信仰的时候，基督徒请用你们正义的信仰来维护国家的法律。温州朱维方主教的牧函与司铎团的声明应该引起更多主教神父和教友的关注和回应。基督信仰并不违宪法，而且基督信仰对政府的不公义行为应该做出警示，这是“做宗徒、为教师、成先知”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在这世界习惯表现残忍与血腥，在人类面前，lSlS组织已经把三名人质（二名美国人、一名英国人）割喉，对基督徒血腥的屠杀更肆无忌惮。
教宗和各国主教都发声谴责lSlS组织这样反人类的罪行，难道中国主教们除上北京开会谈论和谐的中国梦之外，就各自种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满足自己主教牧职的需求？三月以来，基督教堂（新教与天主教）十字架已拆除近三百座，难道我们真可用一句“三改一建”工程不容置疑、不应该为其抹黑来逃避自己良心上的责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