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庆文观点
天主教会的去欧洲化
－ 今后日渐兴旺的亚，非，拉美和大洋洲教会，在与当地人文环境互动磨合时，也必将融合在地文化与习俗，而出现“一本散为万殊，万殊仍皈一本”的新信众群体。 －
去年教宗劝谕“福音的喜悦”发表后， 保守的教会人士普遍偏好一种说法，即方济各聚焦贫穷与公义，是有意将教会带离梵二会议以降困扰神学界的意识形态争执，并且试图转移媒体对天主教会在堕胎，离婚，恋童癖以及女性司祭等议题立场的注意力。再者，强调悲悯与关怀等普世价值观也可以淡化亚非新兴教区与传统天主教会之间的文化差异。因此，他们认为教宗的目标是着力于凝聚一个天主教新的“中间多数”。表面上看，这是既能维稳，又能展现新教宗改革者形象的上策。而且，这也是现行教会体制内，许多高层神职最乐见的选项。
但是，这种思维却犯了欧洲文化本位的唯我主义误谬。基本上属于西方教会的问题，提升到普世教会运行的位阶，明显的用心是谋求维持现状。然而眼前的事实却是： 一百年前，80％的天主教徒居住在欧洲。而当今全球十二亿天主教徒中的69％却散布在亚，非和拉美大陆。欧洲已非天主教会的“唯一”，而是“之一”了。这种“量”的位移，必然引导今后教会发展的历史轨迹。
今年八月份首位来自南半球的教宗方济各的亚洲之行，已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全球化教宗的新风范，也隐约的宣告了欧洲式天主教会的尾声。此行教宗除了呼吁改变资本主义造成的不公义经济模式外，更强调梵谛冈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随军神职人员”。尤有进者，他开宗明义的告诫来自亚洲各地的教会领袖们，不要急功近利的去挑战亚洲的传统信仰与价值观，而是要抱持信德与开放的气度，积极参与社会，与众同行。他说：天主教会在亚洲的使命是服务这块大陆上的所有人群，不是来做征服者。
不久前，常驻东京的甘伟霖神父(Fr. Bill Grimm) 撰文提出“第三教会” 的崛起，指出：神学界所称“第三教会”的到临，是重新定位基督信仰的早期征兆。
概第一教会肇始于公元一世纪末期，早期的教众集中在地中海区域，并逐步向以色列以外的民族和文化传教。第一教会留给了世人新约福音，并建立基督宗教的基本神学论述和祭祀礼仪。但是第一教会时期并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圣统制”。
经过几个世纪的动荡与分合，第一教会逐渐地演变成以欧洲为中心的第二教会。建立起欧洲文化本位的信仰群体和日趋严谨的欧式君主体制教会组织与权力结构。欧洲以外的文化和民族都被这个教会视为异教徒或敌人，而成为征服和劝说皈依的对象。近代的欧洲思潮与炮舰外交史，更与第二教会体质的塑造密不可分。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第二教会末期的历史阶段，但是，一个大不同的第三教会雏形已然在望。
第三教会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教会，不再有地理上的教会重心，或是受到某种优势文化主导的权力架构。她的形成是渐进地，却也是明显的。根据教廷发布的资料：2005 到2010的五年间， 全球修道人数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分别上升了13％，14％ 与12.3％，而欧洲却下跌了10.4％。因此， 未来主理教会事务与传教队伍的神职人员的文化背景也将与第二教会阶段大相回异。
千年来欧洲民俗，民性与历史演绎在天主教会不论在组织形式，传教风格，甚至神学思维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今后日渐兴旺的亚，非，拉美和大洋洲教会，在与当地人文环境互动磨合时，也必将融合在地文化与习俗，而出现“一本散为万殊，万殊仍皈一本”的新信众群体。一向被坚持坚守，定于一尊的教会传统与神学论述，都将面临重新检视和思辩。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 （若望福音12：24）
教会内部，尤其是仍然当权的高层神职们，对于第三教会的来临有抵制情绪是预料中的反应，不必惊异。梵二会议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天主教会历史，可以简读为“守卫第二教会与迎接第三教会”的攻防连续剧。随着首位来自南半球的耶稣会士教宗的登场，启动了教会史上的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 剧情结局已呼之欲出：一个新时代的教会，在多元多样的文化和族群之中， 雨后春笋般的萌芽，成长，日新又新。
世界正进入一个大的历史转折期。变革将成为教会的“新常态”。我们必须以治史的严肃态度来理解和面对。不必再以改革者称呼教宗方济各。他的圣召不是回顾过去，而是衔接历史，带领教会优雅转型，继续基督在人世间的救赎。
（转载自新加坡联合早报言论版 2014－09－18）
作者耿庆文为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加拿大文化观察者。阅读该作者其他作品，请连接： https://twitter.com/JohnCKe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