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五周年国庆之际，仔细拜读了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9月24日召开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不断发掘和利用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
习主席的讲话，可分为四个部分：1，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珍爱和平与发展的道路；2，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蕴涵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3，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应该注重坚持的四项原则；4，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既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又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
习主席的讲话内容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气息很浓郁。比如，讲话的起始，即用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孔子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问候与会的嘉宾和专家学者；又比如，在阐述中国历史文化中蕴涵了中国人热爱和平的传统时说：“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再比如，在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时说：“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还比如，在谈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色时说：“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等等。
这些精彩纷呈的中国传统文化典故、思想、哲理、教育，让喜欢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倍感亲切，因为我们在中国传统的经典著作《论语》、《庄子》、《道德经》、《大学》、《孟子》、《周易》、《荀子》、《礼记》、《左传》、《毛诗》等等当中，读到过；有些在中国历代的学者、思想家的文章著述里，也有概括与引申的阐述。
逐词逐句读来，边学习边思考，颇有感触，很受启发。记下一点学习心得，也思考一些天主教与社会主义中国相适应的问题。有三点联想与展望：一，中国文化乃智慧文化；二，中国文化中的人本思想与天主教的降生神学；三，中国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相适应。
一，中国文化乃智慧文化
习主席在这篇短短的讲话中，密集、深刻而广泛地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思想。
这里，我特别学习了其中第二部分介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蕴涵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内容的段落。
习主席说：“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在这段讲话中，展示了至少32处源自中国传统经典、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典故、哲理、政论、治国方略、教育等重要的理论思想与实践经验。
关于“道法自然”，这是老子的哲学思想，语出老子《道德经》。老子认为，“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天人合一”，或称“天人合德”、“天人相应”，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儒、道、释三家均有阐述。其基本思想是人类的生理、伦理、政治等社会现象是自然的直接反映。汉朝董仲舒引申为天人感应之说，程朱理学引申为天理之说。“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语出西汉戴圣的《礼记·礼运》：“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而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而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发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运》的大同思想，就是太平盛世的思想，也就是理想国的思想，最高的人文政治目标。历史上一般所谓的太平盛世，在“春秋三世”的观念中，只是一种升平之世；中国历史来说，如汉、唐两代，最了不起的时候，也只能勉强称为升平之世。历史上所标榜的太平盛世，只能说是标榜，如以《春秋》大义而论，只能够得上升平，不能说是太平。再等而下之，就是衰世了。世界大同，也正是《春秋》大义所要达成的理想。
“自强不息”，语出《易经·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阐述才能与德行之间的对应关系：苍天高高在上，以强有力、不可抗拒的运行法则影响世界，有才能的人应该不断追求、进取、强壮自己。这句话是阐述强者应当通过不断的努力具备超凡的济世才能。从哲学的角度解释：强大我们先天的自性（乾卦纯阳之体），开发我们的公心道心；不要让我们的后天邪念萌生，滋长私心妄心。
“厚德载物”，语出《易经•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只有内在深厚的道德品行才能承载外在丰富的物质世界。德为体，物为用。德好比根蒂，物好比枝叶，只有根深蒂固才能枝繁叶茂。
“以民为本”的思想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民”即老百姓，与“君”相对。“以民为本”，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尚书·五子之歌》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唐朝以前，只有“以民为本”，没有“以人为本”。唐太宗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为避皇帝的讳，“世”改称“代”，“民”改称“人”。于是，“以民为本”就成了“以人为本”。但在唐朝，意思并没有变。“以民为本”针对的是君主，“以人为本”比较的是人和物。
“为政以德”，语出《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
“政者正也”，语出《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即“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领导自己带头端正，属下敢不端正吗？孔子用一个“正”字概括了什么是政治。关于这方面，孔子还有其他一些精辟论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语出《礼记·大学》。《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从动态的角度来强调不断革新，加强思想与修为的不断精进。
“革故鼎新”，语出《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香炉。”旧时多以“鼎新革故”指朝政变革或改朝换代。现代泛指事物的破旧立新。
“与时俱进”最早来自于中国古代文化总源头《易经》。《易经》六十四卦中的遁卦，彖曰：“遁，亨，遁而亨者；刚正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唉哉！损卦有云，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皆行；益卦有云，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皆行。”
“脚踏实地”，语出宋·邵雍《邵氏闻见前录》卷十八：“公尝问康节曰：‘某何如人？’曰：‘君实脚踏实地人也。’”
“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明张居正《辛未会试程策二》：“其所以振刷综理者，皆未尝少越于旧法之外，惟其实事求是，而不采虚声。”后来毛泽东援引实事求是，并给予新的解释，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直到现在实事求是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指导思想。
“经世致用”起源于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学说。“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上”；“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重“形而下”。先秦时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造理想君主，并从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系统。“经世致用”主要是建构一种合理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式。
“知行合一”，语出王守仁《传习录·卷上·徐爱录》：“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躬行实践 ”，语出元·王恽《秋涧全集·紫山先生易直解序》：“欲见诸用者，不于先觉躬行践履之实迹而取法焉，未见能造其窔奥也。”
“集思广益”，语出三国蜀·诸葛亮《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
“博施众利”，语出孔子《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
“群策群力”，语出汉·扬雄《法言·重黎》：“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
“仁者爱人”是孟子《仁者爱人》中的一句。仁者是充满慈爱之心，满怀爱意的人；仁者是具有大智慧，人格魅力，善良的人。孟子原文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以德立人”，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经·大雅·烝民》中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即道德是立人之本。
“以诚待人”源自孔子“言必信，信必果”。语出明·陈沂《畜德录》：章公懋为南京国子监祭酒，有监生请假，托言一力采薪不至，将往求之。公闻之愕然，曰：“薪水之资脱有失，奈何？”忧动颜色。使亟求，且冀得之当复我。此生甚悔，曰：“公待我以诚，奈何诒之？”明日返命，具实谢罪。
“讲信修睦”，语出西汉·戴圣《礼记·礼运》：“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指讲究信用，睦邻修好。
“清廉从政”，语出《庄子·说剑》：“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 《吕氏春秋·忠廉》曰：“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
“奉行公事”，语出《商君书·定分》：“故智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治奉公。”《后汉书·侯霸传》种中说：“（霸）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唐·韩愈《赠太傅董公行状》：“制曰，事上尽大臣之节。又曰，一心奉公。”
“俭约自守”，语出《荀子·非十二子》：“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后汉书·郎顗传》：“夫救奢必于俭约，拯薄无若敦厚。”
“中和”，语出《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喜怒哀乐没有发作失控，叫做中；喜怒哀乐情绪表现出来的时候，都恰到好处，叫做和。君子能够做到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做到和，天下才能归于道。君子的中和如果做到完美的程度，天地都会赋予他应有的位置，万物都会养育他。
“泰和”，语出汉·扬雄《法言·孝至》：“或问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策问》中宋光宗说：“其为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风俗，清刑罚，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条陈之。朕将亲览。”
“求同存异”乃1955年周恩来在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方针，是我国外交政策之一。当时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指出，亚非地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这一地区的国家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改变经济落后面貌，争取完全独立。为此就要保障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亚非国家之间就应该求同存异，不要因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不同而造成分裂。
“和而不同”，语出《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语出《周易·系辞下》：“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礼，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居安思危”，语出《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
……
国学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读习主席的这篇讲话，激励我重新复习了二十多年前在修院里接受中国哲学培育的时候，老师们讲解的知识点。这些经典著述和思想，可谓异彩纷呈。事实上，每一个词目，都可以引申、发展为一种理论思想，一种“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中国有制度特色，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有经济特色，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那么，中国的文化特色是什么呢？学者们大都认同为“智慧文化”。
中华文化的灵魂就是智慧。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里，儒家思想无疑是主流。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总结为“仁学”。仁，就是爱，从亲人的爱，到大众的爱，再到万物的爱。元代皇帝顺帝，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位蒙古皇帝在圣旨中说：“益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
孔子可谓一个务实家，一个社会活动家。按照西学的观念，孔子的文化传统只有人伦，没有知识理论体系。比如，黑格尔认为，孔子只不过讲了一些道德教训而已。问题是，为什么只讨论人伦问题的无知识体系可言的一个文人，在中国历史上竟然成为了“大成至圣先师”？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有纪念他的庙祠？文化是一个地域生存结构的反应。从客观的历史而言，中国人在这方水土上生存，选择这个生活方式，说明这个文化跟当时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最合适。
儒家讲究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追求这个智慧的法则：“朝闻道，夕死可矣！”何谓“道”？《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意思，就是宇宙中有什么样的变化发展规律，人就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自身的身心行为活动。“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有洞明、见证的意思；第二个“明”是形容词，与“德”构成偏正式名词短语。老子说“知常曰明”，“明明德”就在于懂得明察、符合、遵循宇宙自然的生生循环之性——宇宙自然之常，也就是德的内容。在人的思想言行中，需要自觉能动地符合生命运化法则，符合所应对的不同人、事、物的属性特征。
什么叫至善？就是仅仅“明”这个“德”还不行，而且还要在各种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应对中体现出来，那就要学会“知止”。什么是善？符合事物自然的属性特征及运化发展要求就是善。在实际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行中去知止，止于当下的目的就在于契合所应对事物的属性特征及其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态势，通过知止而使心行合一来达成顺德的目的。
所以，中国文化的智慧，是源源不断的、运动中的、实践中的智慧，绝不是一种呆板的、到头的、死寂的思想。
但中国文化也讲究稳定与宁静的一面，即一个讲究 “中庸”的智慧。
《论语》最后一篇是《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是讲尧要把天子之位让给舜：“喂，舜，我是第一代领导人，你是第二代领导人，我把我的执政经验传授给你：你要好好地、牢牢地保持中字不动摇啊！而如果你把这个中字丢掉，四海就会贫困，你的天子之位也就保不住了。”这个“中”字，就是中国人一直保持的文化核心精神。后来舜老了，把天子之位再传给下一代领导人禹，也还是以中为方针进行传承，即“舜亦以命禹”。而禹则把“中”这一个字变成了十六个字，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朱熹的解释是，人有两个心，人心是私心，道心是公心，如果一个人老是关心自己的私利，他就把握不了那个中字，现在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是这个意思。
什么是中？就是中庸之道的意思。中道，即公平正义，不要有偏心。这个核心精神的形成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中国地方大，民族多，不得不采取多元一体的形式。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的延续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夏、商、周三代的血缘不同，来源不同，但在互相代替后，文化还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就是以这个中为智慧、为原则，来处理各种问题的。当时人用它来处理民族问题，也就是华夷问题，于是便不看种族，而是看文化。而对宗教问题也是，中国并没有太强的排他性，而是形成儒释道三教汇融的格局。所以中国人是讲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中，就是处在二者中间；执两用中，就是找到一个你我都能接受的共存状态。
“中”是大智慧，是指导原则。这个“中”，不但对我们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定和发展，具有深刻地意义，同时，这个核心精神和西方的价值观并不对立。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文化，在它具体地区的核心精神中必然包含有普遍性的价值。
“中”让我们恢复平常心，正视我们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曾经辉煌过，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一直在世界的30%以上，远超过现在美国在当今世界的比重。即使在积贫积弱的宋朝，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其实在当时也是世界上最高的。现在，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逐步走向繁荣富强。我们需要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勤奋共勉，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也提醒我们要戒骄戒躁。我们富强起来，并非要和西方对立。所谓的“中国可以说不”，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泱泱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这种斗气、小器的传统。费孝通先生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每一个人都热爱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也要尊重别人的，这是中国文化的智慧。
习主席在讲话最后的一段说得很好：“在21世纪的今天，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
我想，今天媒体十分重视国学的宣传与普及，学校、家长也相当重视学生与孩子的国学素养教育，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国学的研究与探讨，以寻求实践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理想的道路，这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充满美好前景的历史时期，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蕴藏着智慧文明的中国扬帆的新时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