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人大常委无视逾七十万香港市民透过电子公投表达要求特首普选要有公民提名的事实,通过了有关二○一七年特首和二○一六年立法会议员产生办法的决定。根据人大常委的决定,不但二○一六年的立法会选举会维持现状,二○一七年特首选举的候选人将由提名委员会提名二至三人,而每位候选人将需要有提名委员会过半数成员的支持。由于人大常委要求提名委员会的数目、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要按照现时选举委员会的安排,换言之,未来的提名委员会中,将有起码近半中上阶层的代表。即使最后特首由全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选民也只能够在两至三位中上阶层代理人之间作出“选择”。
今天的香港能成为世界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多年来众多打工仔女的付出应记首功。可是,港英政府视商界为其主要盟友,藉自由市场、积极不干预为名,施政一直都以保障商界利益为依归。因此,港英政府只愿为基层大众和弱势社群提供微薄的社会保障,同时没有制订完善的劳工政策以缓和市场上劳资之间极不平等的关系。于是,打工仔女打造出来的繁荣成果,只有一小撮中上阶层能享受。
九七回归并没有改善基层劳工和其他弱势社群的生活质素。中共几乎完全沿用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手法,藉与大商家连成一气以管治香港,令香港贫富悬殊的情况愈见严重。即使民间多年来锲而不舍的争取令到政府不得不设立法定最低工资和准备推出低收入补贴等措施,但既得利益者在规管工时、全民退休保障、房屋和教育去商品化等议题上均未见松动。由此可见,对特区政府来说,保护富人的财富和地位才是其首务,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基层劳工就可以置之不理。
今次人大常委无视逾七十万市民公投争取公民提名的诉求,设定偏袒中上阶层的特首候选人提名方法,不但延续了特权精英的权力,也是要巩固既得利益者的权位。事实上,人大副秘书长李飞早前已经说明了,高门槛的筛选候选人机制就是要保障商家的利益。当学联发动大专学生罢课的头一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在北京接待多位香港富豪,这场面无疑是在提醒我们,别期望人大常委定下的政改框框,可以为被压迫的民众带来任何希望。
教宗本笃十六世在任时提醒我们:“我们若要建构一个革新的、向社会负责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及生活,就必须谨记政治权力的多元化。”(《在真理中实践爱德》,41节)
真普选未必会即时改善基层劳工的民生状况,但现有的政治制度和人大常委的决定却明显是压抑基层劳工诉求和政治权利的安排,势令我们争取改善民生和进步社会改革的工作更加困难。但即使前路再艰苦,我们都绝不认命;相反,这些抗争将有助我们累积力量,继续争取落实真普选和改善基层劳工民生的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