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冷战之父”的乔治·凯南，在其著名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认为苏联政权信奉三个重要观念，第一，便是相信：“外部世界是敌对的”。因为外部世界是敌对的，所以对内的独裁统治是正当的。否则，作为国外反动势力代理人的国内反对派，会从内部威胁苏联的安全。
乔治·凯南的判断，其实不止对苏联有效，对其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有解释力。早年中国共产党的行为逻辑中，曾经也相信，除了几个特殊的“小兄弟”之外，所有的外部力量——包括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帝国主义阵营，通通“亡我之心不死”。所以，对内也以“叛徒”、“内奸”之名，一次次地进行清洗。
作为中共政权的重要奠基者，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在文革后期，深刻体会到了这种对外的敌意对于整个国家所造成的伤害。所以，他们开启了改革开放之路，期望再造中共的性格。改革与开放是一体两面，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其之所以能够推进下去的原因，就在于相信，外部力量（从党外到国外）并不总是敌对的，而是可以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的。
但旧有的性格是顽固的，对外的敌意依旧根深蒂固，信任与猜忌之间的搏斗，成为一九七八年之后中共内部历次政治斗争的心理根源。对于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的一派来说，“外部世界是敌对的”之观念，自然必须扬弃，否则改革开放自身的逻辑根基便已动摇；而对于守旧一派来说，依然需坚信外部世界是敌对的，改革开放只能是暂时性策略，当国家强大之后，消灭外部力量继续是中共的历史使命。
两种心灵力量的搏斗过程中，就改革一派来说，有一个地方成为他们重要的借力点，这就是香港。香港既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一份子，同时又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璀璨的东方之珠，兼具内外两种属性，同时融合东西方特色。因为同文同种，对于守旧一派来说，香港也是相对可以信任的。所以，在借力香港问题上，两派容易凝聚共识。
因此，在对外开放之初，针对港资的开放，远远超过了针对其他外资的开放；而在对内改革过程中，针对香港经验的借鉴，也远远多过针对纯粹外国经验的借鉴。可以说，过去三十几年来，香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中共历史的两个重要关头，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九年，都特别明显。当中共前途最不明朗的时候，是香港人用“投资”的方式，为中国未来投下了信任的一票。
一九九七年，香港的主权回归，为借力香港，扫清了更多障碍。但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说，香港的示范作用也日渐减弱。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因为中国的崛起，政府变得财大气粗，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香港经验已经不再重要。但是，即便到当下这一刻，邓小平等人当初所期望的再造中共性格，也依旧没有完成。
因为中共还在暧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还在坚持“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模式，对于外部力量的判断究竟是应该“信任”还是“敌对”也没有最终结果，所以，乔治·凯南的判断，在某些时候，也依旧可以用来分析“中共行为的根源”。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几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环境变了。现在，即便是中共内部最守旧的一派得势，按照他们的逻辑：“外部世界是敌对的”，他们也无法再度将中国封闭起来。因为内外的界限已经模糊。
首先，用“阶级”来划分党内党外，已经不再现实，因为资产阶级同样可以入党。其次，国内国外的界限也变得更为复杂，今天，光定居广州的非洲裔人士，就超过了二十万，他们长期定居、结婚生子，他们是敌是友？更何况，中国的财大气粗，正是因为搭上全球化机遇。自我隔绝于世，立刻会被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替补，届时，中国的沦落也就可预期了。借助“外部世界是敌对的”这一观念，固然还可为独裁张目，但在已卷入全球化浪潮的中国人心目中，其正当性却越来越弱。
而在香港，除了经济的成就，它多元与融合的社会环境以及“三权分立”的治理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旧具有独特性。对于再造中共性格来说，它还是至关重要的借力点。如果泯灭香港的独特性，将其改造成一个跟上海、深圳类似的城市，那么毫无疑问，香港本身所积累的对于社会与政治问题的处理模式，将再也无法成为中国改革的有效经验。
在“占领中环”运动爆发之后，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批判“境外势力”，这显然又是以为外部世界“亡我之心不死”，要退回到传统社会主义政权所信奉的那些观念。但在大部分人兼具内外两种属性、至少三分之一的人拥有双重国籍，并且言论自由的香港，这种观念显然无法为对内辩护。苏联已经解体，继续照搬苏联逻辑，还有前途？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希望再造中共性格，但会不会“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