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在二○一四年十一月十日，公布今年港人身份认同和对国家认同感的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仅8.9%受访市民自认“中国人”，打破二○一二年创下的12.6%低位；反观自认“香港人”的受访市民，由二○○八年最低的16.8%，今年跳升至26.8%。若结合选择“香港人”或“香港人，但都是中国人”，即以港人身份优先的比率，则较前年的65.2%升至68.8%。若以年龄划分，仅4.3%的八十后（三十四岁或以下）自认“中国人”；认同港人身份优先的八十后，比率高达82.6%。
近年，“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上升，以及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下降，其原因和中港两地的交互发展有重大关系。从民众层面来分析，近两三年大陆旅客和本地人因自由行政策而引申的空间和文化冲突，激发了中港两地民众的对立，亦令本土主义在港得以发芽。从政治格局层面去看，每当中国政府试图透过港府的政策建立香港人的国民身份认同，从而对政权的政治效忠（例如二○○三年国家安全条例争议和二○一二年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争议）时，往往引来社会强烈反弹，最终在大型群众运动施压下迫使政府草草收场。换言之，中国政府要香港“人心回归”，但采用的方法却往往最不得人心，更使香港人，尤其青年人的国族认同感下降。
中国政府对港形势的误判并非偶然，而是一直以来对港政策偏狭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大陆掌政后，对香港“长期打算，充份利用”，仅将香港视为中国在冷战格局下的战略棋子；在过渡期至今，中国政府一直强调香港为经济城市，同时以大量政治工程试图将香港“非政治化”。这些政治工程，一或利诱（例如CEPA和自由行），一或推动民族主义（例如上述的国民教育，以及最近将“雨伞运动”描绘成外国势力控制的颜色革命等）。然而，雨伞运动正好揭示了新一代的香港人一方面不认同政权的民族观，也不在意中国对香港的所谓“经济好处”；这些经济好处，反而是激发港人身份认同的催化剂。特区政府最近将青年追求民主普选归咎于其物质生活问题，不单将问题错置，更无疑是火上加油。学联在大专生罢课提出“命运自主”，正反映了年青一代的香港人不甘日后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沦为中国大陆政经附庸；面对拒绝真普选的政权，只会更抗拒香港和中国大陆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融合。
中国政府愈是强硬（例如坚持“831”人大决议），就愈可能增加新一代以至下一代香港人对国家的离心力。就如台湾的反服贸争议，重新激发台湾的本土意识，承传到年青一代，更被视为令主张两岸更紧密合作的国民党在最近“九合一”县市选举惨败的关键因素。短期内，如中国在普选问题上坚持强硬态度，那么新一代的香港人将更难与中国建立互信，遑论国族认同；从长远看，如中国依然故我，继续推动惹人反感的民族主义工程，只会令“人心回归”成为镜花水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