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了七十九天的占领运动终以清场落幕。此刻，支持与反对运动的局外人、有心人，以及对政府不满的批评声音，亦不断呼吁示威团体与政府对话。
雨伞运动早期声势浩大，但成果看似不大。政府总是说，如果学生不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对话并没有用。
社会上许多声音争相唿吁双方展开对话以寻求出路，似认为对话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但实际上，对话跟大部分事物一样，都是经过教育与实践而成的产物。
一如民主本身，“对话”并非一个概念，反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既然雨伞运动揭示了对话的必要，社会也就应当认真地反省，到底香港教育制度有没有尽力教导人何谓对话，以及怎样实践？
显而易见，教育制度教授的是在任何社会、架构组织及功能方面都极度需要的辩论技巧；然而，辩论技巧性质上讲求的是唇枪舌剑、互相对质，通常是要分出胜负，而且往往出现后见之明。
不同的是，对话首要营造一个安全而尊重的环境，让人能够坦率提出问题，互相聆听，且以彼此理解的态度去设想对方观点并给予回应。
对话并非修补严重分歧的论坛，而是一条道路，以让彼此了解对方为目标。
第一篇文献佐证的神学对话出自《宗徒大事录》（第十五章），当中记载了非犹太人是否必须行犹太人割损礼才可领洗的分歧意见。早期教会领袖在过程中保持缄默，聆听双方的看法；他们在讨论之前提出问题澄清而非威吓对方，随后才进行辩论且作出尽量广泛的诠释，并要求各方达成共识。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推动所有人学习，务求促进合作，以及开辟一条向前迈进的道路。
这历程与辩论过程无关，参与其中是一种要经过学习才能得到的技巧，而不是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亦与一般社会的习俗和磨练得来的沟通技巧无关。
雨伞运动背后有一清晰目标，就是追求真正民主，但假若我们以为达到这目标，就能完全满足数十万以各种方式参与这场运动的人的动机，那未免太肤浅粗疏。
毫无疑问，民生议题、社会流动、房屋以及种种涌现的问题，都是促使人们参与或支持雨伞运动的主因；要是政府当初愿意与占领市民对话而非辩论，那么，政府起码能够弄清楚香港市民深切关注的事情。
这总比行政长官梁振英发表警方会使用武力清场的讲话更有建设性，也比畅顺的路面交通更具教化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