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伊始，巴黎传出的枪响和被杀戮的十几条性命，将全球的反恐情势推上了严峻的顶峰，也在包括亚洲的广大人群里，掀起了另一波憎恶穆斯林宗教的浪潮。许多政治人物和西方媒体宣称，这起事件是“回教圣战组织对抗全人类的战争行为”，并强调文明社会绝不能容忍此类“危害民主价值与言论自由”的野蛮暴行。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元首（其中不乏压抑人权的独裁者）手挽着手，领导百万人在巴黎街头游行，表达愤慨与团结。
姑且不论将一起恐袭行为提升到全球战争的位阶，是否是以偏概全，刻意耸人听闻，居心叵测的政治修辞，它确实能煽动并加深基督宗教与回教世界的文明冲突。国际地缘战略利益博弈，以及政客趁机收获民粹利多的投机嘴脸，彰然若现。
还原事件真相，须要从“因”“果”两方面分析与思考。
电子媒体“天主教联盟”总裁唐纳荷（Bill Donohue）在悲剧发生当日上网贴文说：发生在巴黎的暴行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同样不能容忍的，是导致这种暴力反应的鄙视和憎恨行为。他进一步指出：《沙尔利周刊》长期以来用远超出漫画幽默范畴的戏谑图文，嘲讽、诋毁宗教人物，刺激销售的商业模式，早已恶名昭彰。
除了一再发表低俗、影射色情的图像亵渎回教先知穆罕默德外，《沙尔利周刊》也刊登过描绘修女自慰，和天主教教宗戴避孕套等不雅漫画。
事件中被杀害的该杂志主编卡博尼（Stephane Charbonnier）201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被问到：“为何《沙尔利周刊》经常登载侮辱穆斯林的漫画？”他回答说：“穆罕默德对我来说并无神圣可言。”
不同宗教的神明或偶像，对非信徒来说，都不具神圣性，但这并不能合理化刻意践踏他人宗教，并羞辱其信徒的恶劣行径。自恋、傲慢如卡博尼，可能至死也没有觉悟到，他其实在这场悲剧中，扮演着挑衅与催化的角色。
教宗方济各在飞往菲律宾途中，针对巴黎恐怖事件表示，言论自由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但也是表达良知，促进人类集体福祉的责任。日前，梵蒂冈教廷与四位法国的回教教长，也共同发表声明，谴责宗教极端分子的暴力行为，但同时呼吁公众媒体尊重所有的宗教信仰。
在泛金钱利益的商业社会里，也有具正义感和风骨的媒体：澳大利亚全境禁止销售《沙尔利周刊》。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发行人拒绝转载《沙尔利周刊》侮辱穆罕默德漫画时说：“比具有新闻性更重要的是新闻发行的原则。我们不转载《沙尔利周刊》的卡通，和我们从不刊登渲染种族仇恨，或是色情暴力漫画的立场是一致的。”美国大多数州都禁止销售《沙尔利周刊》。
但是，讽刺又冷酷的现实却是：悲剧发生后问世的第一期《沙尔利周刊》，印发了破纪录的500万份，在法国一天内被抢购一空。而反恐大游行中提出“我是沙尔利”（Je Suis Charlie）口号而一举出名的法国男子，也在第一时间延聘律师将该口号注册版权，以保障后续的“商业利益”。
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吕克·倍松发表了一封致穆斯林的公开信，痛心地说：这是一个建立在金钱、利益、偏见和种族歧视基础上的社会……人们仅仅由于你的肤色，你的信仰，你的名字就隔离你……我向这个社会的强者们呼吁，帮助这些受到侮辱的年轻人……你们想留给子孙什么呢？钱财吗？为什么不留给他们一个公平的世界？
巴黎悲剧发生的肇因，不是信仰上的差异，而是长期的社会不公义所形成的文化霸凌，制造了给别具用心的宗教极端主义者操纵利用信徒的机会。
我们坚持捍卫自由表达意志的权利，但是绝不容忍滥用这种权利去冒犯他人的信仰。这个扭曲的世界，还欠穆斯林一个公道。
作者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加拿大文化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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