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到今，每当有瞩目的事发生，人们就自自然然聚集起来，皆因人有群居的本性。虽则有云：“人多好办事”，但反过来看，也可以是“人多手脚乱”。
岁末是个狂欢的时刻，上海犹然。记得千禧年时，整个城市街道灯火通明，人流如梭，一方面是当地的气候，另一方面是南方都市的习惯。这几年政府更加投入策划，譬如外滩的灯光秀，使得人们年终有更多好去处，人就聚集起来了。
然而，乐极生悲，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发生的踩踏事件，酿成卅六人死亡，四十七人受伤，为二零一四年划上了伤痛的句号。这次惨剧可以说完全是人为造成的，一边是市民没有任何危机意识，另一边是政府缺乏对流动群体的把控。
文革年代，文娱活动缺乏，又有诸多限制，人们只能唱红歌，配以舞蹈来健身娱乐。时间过去，但基于人们喜欢聚集的本性，围观现象到现在并没有因为社会开放进步而减少。
另一个导致踩踏事件发生的原因，据说有营销人员抛洒咖啡馆的代金券，引发人群哄抢。
哄抢在大陆是个特有的现象。一如超市打折扣，老人们宁可排长队也要购买，凸显了不同的社会经济问题，令人民对未来生活产生危机感。所以但凡有任何的折扣吸引，减低生活成本，都会趋之若鹜，特别是一些追赶时髦但阮囊羞涩的年轻人。
因此有人抛洒代金券，就引发一些人哄抢，而其他人便不由自主地被裹入混乱中，继而发生踩踏。
不要在这里抱怨国人质素低，其实利用折扣省钱全世界人都会做，但是在一个保险和社会福利健全的国家，这样的现象会较少。与其过分苛责国人质素，倒不如设法健全各种福利制度。那时候，我们未必能够杜绝哄抢，但至少不会如此剧烈吧。
大型群众活动在国内外教会都是常有的事。就在今年一月，教宗方济各访问天主教国家菲律宾。这位风靡全球的宗教领袖到访，自然吸引信徒聚集，以一睹其风辨。
果然，在行程最后的主日弥撒，吸引多达六百万人前往马尼拉黎刹公园参与，打破当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同一地方主持世界青年节活动时的五百万人纪录！
这次集会据报仅有一宗轻微踩踏事件，导致十二人受伤，另外有数十人因呼吸困难而救助。如此超级大型的聚会，完全不出意外，或许不太可能。但最后只有零星小意外，实属难能可贵。
事实上，菲律宾政府为了确保安全，在教宗到访前拍摄短片，呼吁市民出席活动时应如何保持秩序；遇上挤拥时，应如何保护身体；应听从大会指示等等。
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也注意到群众聚集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如何安排群众聚会。
据《马尔谷福音》记载，在增饼奇迹中，耶稣在山上讲道，吸引了人多人，单是男人就有五千。耶稣见人多，在分饼前吩咐门徒，“叫众人一伙一伙地坐在青草地上。人们就一组一组地坐下：或一百人，或五十人”。然后再由门徒把祝福了的饼，递给众人。
耶稣明白人的习性，也懂得如何处理我们的困难。
反观上海政府在人潮管制这方面并没有用心，实在有待大大的改善。据报道，虽然当局预估一四年的广场人流比一三年多，但警力配置竟未有增加，以便应对。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就是与大陆警察的特点有关。虽然习近平上台一直强调关注民生，警察的惯性思维并没有改变，就是政治任务优先。
其实外滩这点人流，比奥运会、亚运会，甚至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等要少很多。那些全国大型聚会没有出事，是因为预先有很庞大的预案，甚或有先例可循，只要照着安排即可。相比之下，除夕这次是明显准备不足，疏忽懈怠，在台阶坡道没有设置栏杆疏导人潮，甚至临场指挥多有矛盾。
在踩踏发生期间，警察也显露无法以权威来管理人潮。虽然意外发生后，警察开始采取措施，但效果甚微，连喊话的声音都被人声覆盖，即使听到了也不愿意服从。
为此，我们不得不为警察的公信力感到担心，一些负面新闻导致警察很多时候在国内成为负面标记。不久前，有太原讨薪民工的母亲被警察踩头致死，更让年底对警察的暴行推到了一个高潮，徒增加民众的不信任，对警察的劝导和疏散总是有抵制和不配合的态度。
另外，警察的惯性思维是稳定为先，如果有维稳事件，哪怕只有几十个人也会如临大敌，凸显了警察责任的倒置，希望上海和太原的事件，能让警察高层明白为警之责，真正能体现警察的服务本能。
慎防悲剧再现，市民和相关机关都应该加强危机处理能力。
在大陆，处理危机相应的口号和检查可以说每年都有，但却停留在口号上。这一方面是政府机关的疏忽，另一方面也是民众并没有把危机当回事，总认为离自己很远，对于进行演练的要求，总有各种理由推脱。
好在很多的机构或堂区已经开始关注。去年宁波原主教座堂被大火烧毁后，已经有宁波的堂区开展火灾逃生和急救的演练，而微博上也有很多人提出群体拥挤时的逃生办法。
其实灾害离每个人都很近，我们除了自己学习逃生技巧，要知道，每次事件发生，都会是一个群体受到侵害，所以更要学会如何面对群体性灾害的发生，而政府机关也应该转变对群体性灾害的思维，应以民生为先而不只是政治为先，这样才能发挥警察和政府机构在灾难发生前的预防，以及灾难发生时的主导作用，使得更多人免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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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依莎，中国大陆一位天主教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