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香港讯】在世俗社会的种种挑战下，东亚地区的天主教会面对圣召减少和修会或传教会老化的问题。而在中国大陆，政治因素更削弱度献身生活者的喜乐。
大中华地区：
修会在中国大陆一直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外籍传教士自一九四九年被陆续驱逐出境，直至七零年代后期宗教活动再次恢复，修会在国内可说是已不复存在了。
自此，国内再没有政府承认的男修会，而国际修会也被禁止建立会院或团体。再次进入国内服务的国际修会多抱着小心翼翼“只能做不能说”的态度，避免当局指控为外部渗透势力。
故此，国内男修会会士的实际数字难以考证。然而，有些国籍主教和神父是修会会士，却又是个“公开的秘密”。在出国留学的神父和修女中，一般相信部分是已秘密加入了国际修会。
至于国内的修女，据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的统计指出，在二零一一至一四年间，国内“地上”和“地下”教会团体的修女总数由五千人稍为减少至四千七百八十人，下降百分之四。
自七零年代起，复会或新成立的女修会大部分是属于教区的。近年至少有两个女修会因与主教有矛盾而被解散，突显了女修会缺乏独立能力的问题。
而培育不足和未透彻理解修会神恩，对修女们同样形成挑战。
在华东地区服务的德兰修女对天亚社说，一些修会对会祖的神恩认识不够，看到其他修会的神恩不错，就将它结合到自己的修会，从而把自己修会的神恩模糊了。
另一位修女佳兰与其他几位修女在近年一起发暂愿，但时至今日，只剩下她一个人。她解释：“我们在修院的培育都比较理论，没有实际经验，当获派到堂区独自面对困难时，就有点吃力。而且现在教友教育水平提高，我们有时候也难以应对。”
这位年轻修女又说，虽然有些与她年龄相约的青年参加圣召营，“但她们觉得修道生活很苦，就给吓怕了，因为她们无法在我们的身上看到喜乐”。
方济会前任中华省会长、香港教区夏志诚辅理主教对天亚社说，大中华地区的教会和圣召都受到世俗社会的影响。
他以中国教会为例，“圣召二十年前好像很蓬勃，但现在，尤其二千年过后，圣召少得很快、好急”。
位于武汉、覆盖六个省的中南神哲学院在二零一三年仅录取六名修生，而覆盖三个省和一市的四川修院只招收到两人。夏主教说：“相信下一次（收生）的情况也不乐观。”
晋牧前不时到访内地的夏主教解释，圣召减少的现象除了关乎一孩政策，“另一个原因是，有些人希望修道，但后来发现要与政府打交道，要兼顾太多其他事务，最后便放弃了”。
九零年代晋铎的若瑟神父认同政治因素影响教会。他说：“很多神父像我一样，祝圣后就再没接受持续培育。尽管全国修院提供进修课程，但北京的政治气氛让很多人都不想去。另一方面，国内其他的持续培育途径少之又少。”
在大陆以外的华人天主教会，香港、澳门、台湾的外籍神父比国籍的为多。以香港教区为例，国籍和外籍神父分别是六十八人和一百六十三人。
夏主教认为，这些教区在人力上仍然“需要外籍传教士支持，虽然有新的修会，或新会士到香港和台湾服务，但整体依然是高龄”。
在台湾，在约一百个修会中，会士人数共约一千五百人，为当地教会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换句话说，每二百位教友当中才有一位修道人。
不过，因台湾的本地修女则比较多，故此把外籍传教士的比例拉低至百分之四十。
南韩修会：
在东亚区的南韩教会，被视为成长中的教会，天主教徒人口持续上升，去年达五百五十万，占南韩总人口百分之十点六，教友比例在东亚区最多。
据统计，截止去年十二月卅一日，南韩共有一千五百七十四位男会士，以及一万零一百六十位修女。虽然该统计显示，新神父和修生人数只有轻微下跌，但在女初学生自零四年起，却出现达三成的惊人跌幅。
这下降在韩国外方传教会也感受到。总会长金容载神父对天亚社指出，他在二零零八年当院长时，有三十多名修生，现在只有廿二位。
他说：“修女的情况尤其严重，因为近年南韩女性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她们可以做很多不同的工作，加上南韩神父与修女的阶级有很明显的差距，她们会觉得不平等。”
对于圣召下降，金神父说，出生率下降，加上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影响青年的想法，“修道生活对他们来说很辛苦，没自由、没私人空间、生活规律，在这氛围下青年不会想到要过团体生活”。
科技进步和个人化的潮流，也影响修道生活。他说，修院逢周六晚有自由时间，他当修生时，大家一般都是聚在一起看电视或电影，玩的时候也是一起玩。现在情况却大不同，每个人会用自己的电脑看自己的东西，很不容易令他们集合在一起。他相信这并非个别修会的问题。
他又说，新一代的修生，会想保持一点自己的东西、私人的时间。过往，大家做事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修会而牺牲自己。现在就不同了，“工作”以外会想保持一点个人的喜好。过往长上要会士做什么时，大家都会服从。现在的长上会多了考虑，因为有可能被拒绝，需要多花时间去商量。
日本修会：
至于日本，据当地文化厅二零一三年十二月的统计，神道教徒有九千一百多万，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八，而基督徒只有二百九十多万，占人口百分之一点六。日本教友人口已过了一百万关口，但本地人只占约四十四万。
与社会所面对挑战一样，日本的修会也面对成员老化的问题。在一九七五年时，近二千名神父的平均年龄为五十岁，而在二零一四年，不到一千名神父，平均年龄是六十五岁。
男修会的国籍修士比外国籍的为多，分别是一百卅四人和五十二人，平均六十七岁。
修女有五千二百一十六名，其中日本籍有四千八百八十一名。虽然没有修女们的平均年龄统计，据一位主教团职员指出，他认识的一个女修会，成员们的平均年龄是八十岁。
在这样的环境下，日本主教团去年向非常规世界主教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有些年轻人越来越视教会为老人俱乐部。主教们也辨识认为，神父和修道人需在培育期学习第二种语言来应付牧灵需要。
【完】天亚社英文新闻：
Secularized societies, aging religious affect Church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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