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可能最没想到，他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通谕《愿祢受赞颂》产生共鸣的地方，可能是在最深、最黑暗的中国。
然而，敢言的干部潘岳八年前曾执笔写出一篇慷慨激昂的长文章〈绿色中国与少年中国〉，探讨有关中国宗教和哲学的重要性，内容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在中国动荡不安的环境下，能建设美好的未来。
潘岳在文章写道：“从儒家的‘天人合一’到道家的‘道法自然’到佛家的‘众生平等’，都具有生态平衡的政治智慧，使我们大中华生存延续了几千年。”
“这原本是防止环境危机、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思想武器。”
众所周知，中国进取地保持经济增长的破坏性影响，使得这经济的奇迹由于环境不能再保持步伐，将很快结束。
潘岳原在《中国环境报》担任记者，但在中国的体制下，他有时似乎像一个孤独的声音。尽管官至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实际上他在二零零九年开始已禁声了。
然而，在最近数周，潘岳戏剧性地回归，获安排主管环保审批。
潘岳一直带头呼吁党内的思想改造。十四年前，在担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时，他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呼吁重新思考宗教问题。这已成为日渐扩大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共产党的官方态度一直容不下宗教，它严格坚持着马克思著名路线“宗教是资产阶级（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
潘岳说：“这句话，成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标准理解，也成为我们制订宗教政策的基本依据。宗教被视为‘毒品’，被视为旧社会的残余，被视为与先进阶级、先进政党、先进制度格格不入的异物，被视为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
但他指出，这看法总被人误解，“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的圭臬，以致国家的宗教政策一度产生偏差，并为此付出代价”。
这位曾在二零一零年获得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麦格赛赛奖”的得主认为，宗教里“既有人们对现实苦难的抗争，也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它抚慰人们的心灵，予人们生存勇气，是对人们现实生活巨大欠缺的精神补偿。”
像许多甘愿冒险的党员一样，在围绕着党的巨大经济利益之下，潘氏于二零零九年当上副部长后不受重视。虽然他保住了地位，但实则上在过去六年沉默了──因“健康理由”免去发言人一职。嗯，若确实是健康的问题，中国人应该深感庆幸，他似乎已完全康复。
这似乎不太可能是巧合，他“令人惊喜的康复”是在天津大爆炸之后而来。
在一件又一件的生态事件中，中国现在不能不面对，因不受约束和基本上不受监管的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环境破坏。
毫无疑问，天津的灾难在寻常国民心中已烙下印记。现在是一个关键时刻，有其他迹象表明，潘岳的意念获得了牵引，落在他想要的中华大地之上。
据加拿大肯斯顿女王大学宗教研究系的中国研究教授苗建时（James Mille）说，中国道教协会近年来着手一项雄心勃勃的议程，就是促进道教成为中国的“绿色宗教”。
然而，新建设的“绿色道教”是有别于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对道教与自然密切关系的解释。苗建时说：“中国道教协会在推进道教作为一种绿色宗教，不旨在恢复一些有关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神话般乌托邦，而是支持爱国民族主义议程和科学发展。”
就此，教宗方济各不会孤单，而潘岳的康复和道教推动的绿色道教，可能为中方和教廷另辟蹊径，为中国教会内部长期的分歧寻找出路。
《全球脉搏》杂志据悉，中梵双方自去年六月恢复谈判后，目前正为下一轮会谈作准备。若双方以承认环境的重要性和人类是地球的管家作为第一步，可能是一个值得开始的地方。
【完】天亚社英文评论
The Communist Party’s righteous, green crusader ret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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