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爱卖物会上，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豪言：“为义被难真有福，因为喺天堂已经预咗个位畀我。事实上今日做特区政府呢，要坚持做正义嘅工作，往往都系会被责 难。”坐在后面的杨鸣章辅理主教（前明爱总裁）笑逐颜开，拍手叫好。另一旁的明爱总裁阎德龙神父也笑得很高兴。其后，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致辞，盛 赞林郑：“我哋十分欣赏林郑司长嘅才干、魄力同埋能耐，仲有嗰份全力以赴、勇于接受挑战嘅意志。……司长嗰份永不言弃嘅毅力同承担，就正正系我哋明爱仝工 学习嘅好表样。”不知情者，还以为汤枢机在举行宣福礼。汤枢机私底下常称许林郑，教内早已相传。但如此高调在公开场合称赞在位高官，在香港天主教教会史上 实属罕见。是时候了解一下教会多年以来与政府的关系。
所谓政教关系，并非如一般人以为，只有“政教合一”及“政教分离”两种。法国或许是政教分离最明显的国家，此乃大革命年代奠定的模式。但看看美国，虽则 无所谓国教，政府却与基督教会关系密切。挪威乃先进民主国家，却以信义宗为国教（official religion）。在英国，国家元首英女王同时身兼圣公会之首一职。因此，要了解政教关系，必须理解各地之来龙去脉。
历史背景
陈慎庆和梁洁芬曾研究香港天主教会与政府之关系，提出两种模式：契约关系（contractual relations），以及对立关系（antagonist relations）。
在殖民地早期，由于英国属圣公会，加上来港天主教传教士及代牧多为意大利人及法国人，港英殖民地政府对教会因而相对冷淡。事实上，意大利裔的高主教 （Raimondi）就曾因婚姻议题实行公民抗命，与政府对抗。然而殖民地政府无意投放大量资源建设香港，希望维持小政府、不干预之原则。另边厢，教会团 体为了传教，开始办学校，以及孤儿院、男女童院等社会服务设施。两者一拍即合，政府因而鼓励教会提供社会服务，好能免去自身责任。
战后百废待兴，而殖民地政府不但缺乏金钱，也出现legitimacy crisis。因此，政府难免要靠民间团体协助重建，而教会当然是良好选择。除此之外，冷战格局也造就香港教会扩张规模。殖民地政府对一河之隔之大陆政权 非常忌惮，担忧共产党会透过华人团体渗透香港各界，学校更是高危。因此，政府决定大力资助教会团体办学，并扩张社会服务，好能阻止红色势力渗透小区。自 此，政教之契约关系成为定制，一直运作顺畅，直到八十年代。教会依赖政府资源以推动传教事业，因此难以批评政府。
八十年代，中英谈判，港人前途未卜。教会最大忧虑，是假若主权移交，将丧失宗教自由，即不能再自由传教。教会因而变得积极，参与议政。时任教区主教胡振 中枢机发表声明，要求中英任何协议均必须保障基本人权。八九年六四惨案，胡枢机也发公开信予各地主教，请求向中国政府施压，使其停止迫害。胡枢机也发表 《迈向光辉的十年》牧函，强调教会要履行仆人及先知角色，消除社会不公。其中特别呼吁成立基层基督徒团体。在巴西，此类团体乃民主化之基石。有人也认为胡 枢机此举是要分散风险：假若共产党将来要打击教区，教会元气仍能保存于基层团体中。
主权移交后，政教关系明显转趋绷紧。一九九九年，特区政府就居港权问题提请人大释法，胡枢机罕有发表牧函，公开批评政府违反法治及人权。二〇〇二年，陈 日君就任教区主教，政教关系更急转直下，多番形成对立局面。其中二〇〇三年，陈枢机号召信徒力反二十三条立法。其后又就《校本条例》与政府对簿公堂，与时 任教育统筹局局长罗范椒芬和李国章多番笔战。在多次政改议题上，陈枢机均与政府对着干，甚至曾公开支持由较激进政党发起的“五区公投”运动。
二〇〇九年，陈落汤上，汤枢机一直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政教关系又再一转。
教会人治架构
教会架构复杂，信徒有各种政治取态，何以能辨识所谓“教会立场”呢？首先，普世天主教会在各地的唯一合法代表，是教区（diocese），而唯一能代表 教区“官方立场”的个体，就是教区正权主教。在地方活动的教会团体还有修会，例如耶稣会（华仁书院的办学团体）、方济会和保血会等。这些修会需听命于教区 主教，但不代表教区。
教区下有多个机构，例如正义和平委员会、劳工事务委员会、婚姻与家庭牧民委员会，以及香港明爱等等。这些委员会及机构虽然由教区管辖，但其行动及言论并 不必然直接代表教区。例如正委会往往发表相对进步的言论，并参与政治行动，虽获教区默许，但绝不代表教区“官方立场”。因此，一切还看主教取态。假若主教 相对进步，便会与进步的教会机构多合作，开启进步风气。反之，假若主教来自（政治）保守板块，则保守派便主导“教政”。
香港天主教会乃中产教会，政治偏向保守。陈枢机任主教之时，虽然成为香港进步政治力量，但教内保守板块仍然强大。不少教友甚至神父也不满陈枢机之言行， 例如圣安多尼堂的李海龙神父以及公教教研中心的徐锦尧神父就曾多番批评陈枢机。但陈枢机始终是正权主教，令相对进步的教会团体及信徒得到助力和鼓舞。
香港明爱与教会保守板块
明爱长久以来都是教区极度重视之机构，也是教区“仆人”职务之首。其服务范围极广，包括教育、社工服务、医疗（明爱医院已交由医管局管理）、安老等等。 按照传统教会传教策略，社会服务乃最有效之方法，能够收到大量信徒。因此，明爱能否发展顺利，自然成为教会高层极重视之agenda。
然而与其他社福机构一样，明爱也需要政府资助，假若其他教会团体（例如正委）与政府对抗，则难免影响明爱利益。加上九七后，特区政府在地方小区之合作团 体，不少已经转换为亲共团体，明爱要重夺社会地位，就要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继续合作。尽管社会出现不公，甚至主教也批评政府，属于明爱系的神职人员也必 定保持沉默，甚或继续向政府示好。前明爱总裁杨鸣章辅理主教，正是明爱系的象征人物。
结果出现了令人沮丧之现象：仆人职务压制先知职务。所谓仆人职务，即提供社会服务，犹如“疗伤”。至于先知职务，则是寻找造成不公之根源，并致力消除 之。例如：仆人为穷人提供福利，而先知则以行动尝试推倒导致贫穷之不公制度。两者本应相辅相成。然而在香港，仆人要与政商界保持紧密关系，好能“扩展业 务”，而先知却正是要抗击政商界建立且不断巩固之制度。当教区高层选择了高举仆人，而无视社会不公义背后之结构罪恶，先知自然行动困难。由此观之，则杨主 教会盛赞李嘉诚，并与陈茂波保持朋友关系，而明爱属下委员会中有成员为长实集团高层，实在不难理解。
教会保守板块思维与林郑殖民地意识形态之联婚
曾荫权任行政长官时，由于是天主教徒，令教内不少人士认为起码可以沟通，不会直接打击教会利益。然土共梁振英上台后，教内人士明显比较担忧。共产党高举 无神论，而梁振英也大力干预社会各层面，挑动矛盾，令教会倍感压力。但汤枢机领导下之教区拒绝对抗，仍然希望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结果，港英公务员系统出 身、且前几年领洗入教的林郑月娥便成为了最佳讨好对象。
林郑曾任社会福利署署长，早就与社福机构包括明爱有所交流。其天主教传统名校出身，港英时代在公务员系统内平步青云，基本上就是殖民地价值的化身。如果 梁振英代表土共“适度有位”、“搞斗争”，林郑则代表殖民地时期“积极不干预”、“政商关系良好”等原则。因此，在林郑的思维中，仍然认为政府不应负起太 多责任，只需要提供所谓最低限度福利，维持所谓“利伯维尔场”及“良好营商环境”，就是良策。（当然所谓“利伯维尔场”乃靠积极干预以偏袒财团，此处不详 论。）此种思维，与教会保守板块一拍即合。政府不去扩展社会福利制度，就由教会团体来做，政府在背后资助就可以了。教会从而继续提供补救式 （remedial）社会服务，对不公制度不闻不问。政府减少责任，教会又可藉此传教，各取所需，一家便宜两家着。
因此，林郑成为汤枢机及保守板块眼中的大红人、“好教友”。二〇一三年香港明爱举行六十周年国际会议，林郑已是座上客。
教会的使命
另一影响政教关系之极大因素，就是所谓的“中国因素”（China factor）。中梵关系进程，往往不能忽略香港教会，有人称之为梵、港、中“三角关系”。梵方要与中国谈判、建交，香港教会就不能与特区政府对抗，免惹 北京不满。此论题颇为复杂，有机会再论。林郑能成为教会贵宾，背后包含历史、政治局势、教会策略等诸多原因。称之为策略，乃因教会确实因此能够继续得到政 府资源以传教增加信徒，同时确保社会地位。这在教会保守板块诸君看来，是聪明且成功的。但他们显然忘记了教会的最高使命，不是增加领洗教徒的人数，而是建 立在地天国。所谓天国，从来不是靠补救式（remedial）措施运行，而是要消除所有不公义，使人人得到真正快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