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中环圣若瑟堂举行圣高隆庞逝世一千四百周年庆典。圣高隆庞是爱尔兰人，也是隐修士。他在主历六世纪前往欧洲大陆传教的时候，满怀信心，相信自己能够与异地民族的文化作有意义的交流，他善用其学养，为他们的生活作出贡献。
高隆庞高度意识到自己的爱尔兰人身份，留给后世一篇以爱尔兰人身份自我表述的最早文字记录。多个世纪后，外国传教士在二次大战结束后来到香港，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外国人身份，并迁往有大批从中国内地涌来、挣扎求生的难民聚居的新界山边。
传教士当时开办免费食堂和诊所，香港政府亦适时开展了房屋项目，还有教育，包括正规学校和技能训练；堂区和社区中心相继成立，照顾出一群生活安定的居民，而在他们努力耕耘下，香港才能发展至今天的成就。
昔日，这些传教士也是满怀信心来到香港，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融入香港文化，并贡献香港人的生活。
英国政府也起着重要角色，它重新厘定新移民的地位，容许运用公帑提供津贴，给予他们支持，并帮助他们落地生根。
政府和传教士明白到，新来港人士需要的不仅是抵港那一刻的接济。昔日，新来港人士因获得许多帮助，香港才能受惠于今天这个成果当中，然而，难民后来被划分为经济难民和真正难民这些似是而非的类别；相比昔日这个城市，纵在艰难挣扎里仍会倾全力收容难民，这些困苦的人现今获得社会照顾的情景已不复见。
今天，面对大批难民逃离中东“伊斯兰国”的暴力以及非洲与亚洲的败坏国家，世界似惘然不知所措。虽然难民数目少于欧洲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但各国却被这个数目所震慑！
意大利外长真蒂洛尼（P. Gentiloni）警告，移民危机可能对欧洲精神体系构成重大威胁。这也引申出另一个问题：此危机是关乎收容能力、文化还是政治？
正正是国家败坏，才促使人民离开家园。因为国家无力提供足够的安全、医疗保健服务和教育，或提供生活基本需要和保障人身安全，才会让人感到绝望无助。然而，一个败坏国家的新形态似乎因应移民问题而逐渐浮现──这个国家无力欢迎寻求生活基本需要的人。
人身安全要求不仅局限于领土私有化，在今天的多元世界里，任何国家如果对自身的文化、宗教和历史身份认同没有安全感，就会缺乏信心与其他地方交流，这个国家最终只会注定失败。
一千四百年前，一位年迈的爱尔兰隐修士拯救了一个分崩支离的文明免于自我毁灭。
他真是我们这时代的圣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