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委会前些时间举办了一个有关东欧历史的讲座，探讨当时的东欧教会与共产政权的关系。刚巧最近有朋友翻译了意大利文的《罗马观察报》上的一篇文章，就是教廷国务卿Parolin（帕罗林）枢机在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廿二日，一个纪念Casaroli（卡萨罗利）枢机冥诞一百周年的研讨会上的一席话。我看了，简直是如获至宝，因为此一讲话再加上东欧教会的经历，可摸索Casaroli同为外交出身的徒弟Parolin，在同样需要与共产政权打交道的处境之下的思路。而讲话中提到Casaroli的东方政策又是否适合眼下的地理上的东方，从而解决位处东方的中国教会问题？现把部份译文公诸同好，并附上短评，有兴趣者可各抒己见，一起讨论：
……在五十年代，Casaroli蒙席在教廷国务院还任文书时，服务于拉丁美洲部门，对于拉丁美洲主教联会的组织有所贡献，他以后和拉丁美洲常保持密切关系，后来任国务卿时也担任过一些任务，如帮助阿根廷及智利解决关于比格尔海峡的纠纷。
自一九六一年，Casaroli蒙席任国务院“教会特别事务”部门副秘书长，教宗若望廿三世托他推进那后来被称为教廷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
“东方政策”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杰作。这政策的目的是稍为改善东欧天主教的处境。这是出于牧民的关怀，但用的是外交的接触，当然也可以说有政治的色彩，但这是那些共产政府唯一接纳的平台。这个名词Ostpolitik“东方政治策略”，本来自（西德总理）威利．布兰特（Willy Brandt）（他主张共产政权既是事实，不能当它不存在，应该和它建设关系），用在宗教行动上更好称它Ostpastoral“东方牧民策略”，若望保禄一世就喜欢用这个讲法，因为为教会来说，政治是方法，牧民才是目的。
当然，Casaroli蒙席执行这政策，授权者还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保禄六世和若望保禄二世。批评这政策的不敢直接批评教宗，Casaroli蒙席就成了挡箭牌，他并不介意别人的批评，他心中很平安深信天主同意，他这样做是为帮助那些奄奄一息，濒临灭亡的地方教会。
短评：从当日讲座分享得知，甚至连与匈牙利的秘密协议，即使共产政权倒台多年，教会也不愿披露有关资料。公开的资料实在少得可怜，教宗们都只让Casaroli全权处理，成了“他的责任”。但梵蒂冈传统有所谓“教宗经理人”，就是说这些经理人反过来指示教宗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那么在执行东方政策上，三位教宗全都是这个意思？或是其实是教宗经理人的意思呢？
那时Casaroli蒙席在东欧最重要的工作是得到政府的同意，任命教廷信任的候选人为主教。教区必须有主教才能维持教会的存在：招集栽培神职人员，避免教会团体因没有人施行圣事而枯竭，免得那些和政府合作的神职人员建立和罗马分裂的国立教会。
短评：多得讲座的嘉宾分享，认识更多当时教会对东欧共产的处理手法。其实Casaroli枢机成功了吗？如果套在中国教会，不少候选人的确得到教廷信任，而且从以往的事例和与神父们的谈话，可知道的是这种信任近乎偏听。这些神职人员对着政府说一套，对着罗马说另一套，真的能避免了一个分裂的国家教会吗？
在着力东方政策之前廿五年，Casaroli神父在宗座拉脱朗大学为他的法学博士论文“论任命主教的新法”答辩。虽然看来他在和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周旋时，多年的外交经验比那青年时的一些理论学说对他更有帮助，不过这篇青年时的论文也很有意义。主教任命是推行Ostpolitik时最复杂的一项事务。教廷很难得到关于候选人的资料，政府封锁资讯，教廷工作要非常有耐心并机警。和共产政府对话非常困难，Casaroli蒙席曾说几乎是不可能，那么只有每次在那“几乎”两字留下的空隙内下工夫。捷克斯拉夫曾一百次否定教廷提出的人选。
对教廷和共产政府关于任命主教达成的协议有赞有弹。一个流行的批评是教廷犯了错，因为被选的不是一些强硬反对政府的人。但教廷的目标是牧民，不是政治。教廷不希望主教以“反对政府”为己任，以“政治”为他们的要务，主教们该是牧者。
教廷评估主教候选人时，该以他们是否紧随福音为标准，当然也注意他们是否忠于罗马。任主教需要有神修的人，不是那些在大众前表演得像罗马斗兽场的斗士那样的人。就算那位大众公认是击败了共产主义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当他评估主教候选人时，也不以他们的政治立场为标准，当然他也不会挑选那些刻意和政府合作的人。一位好的主教是从他的牧民工作看得出来，并不从他的反政府行动，当然有时也不能不反对政府。
短评：这些话是在说谁呢？对东欧教会历史稍有一点点认识的人都知道，当时反对政府的教会领袖，都是最坚决捍卫教会利益的伟大人物，像波兰的Wyszynski（维辛斯基）枢机、匈牙利的Mindszenty（敏真谛）枢机、捷克斯洛伐克的Beran（贝兰）枢机。若不是他们英勇的行为，天主教会在当时可能沦陷了。如果他们现在听到国务卿说他们如罗马斗兽场的斗士，以反对政府为己任，可会从棺材跳出来？
东方政策的效果并不丰盛，和共产党交谈很难，就算有了协议，政府也只选择性地执行，甚或完全失信，但至少我们成功任命了一些主教，接触到一些失联的神职人员，和铁幕后的教会重建共融，有些被磨难的神职人员得以被释放及免刑。离开真正的宗教自由还很远，但至少拖慢了教会的衰落。教廷除了信德和望德，只能借力于外交及法律。
Casaroli知道我们只能用保禄宗徒所说的“软弱的力量”。Casaroli 一九七三年在纽约会见美国外交议会时说过：“我们当然要承认按共产党以共产主义为最高标准，强权执行，和他们商量的空间少之又少，几乎没有。但我们不能不作出努力，也不能说绝对无一线希望。这是一项‘长线的’历史任务，需要以勇气及广阔视野去应付，否则我们只是历史的旁观者和被动的受害者，我们就算面对诸多约制，仍该是历史的创造者。”
短评：创造历史的人是那些为信仰而牺牲的殉道者，不是那些善于运用手段的技工！如果运用手段就能成功，那我们何需天主的化工呢？我们的宗教跟实用主义有什么差别？
除了外交，我们也重视法律，对话的目的正是为我们的团体和个人建设一些法律的保障，Casaroli知道专制政府不择手段，但他也看到，如果有一些公开的合约，他们不遵守时，国际舆论会批评他们，他们不免会丢脸和理亏。法律自有它的价值。一个例子：圣座曾犹疑应否参与赫尔辛基的谈判。自从维也纳会议后，教廷已不参加多边的政治谈判。而且按一九二九年与意大利政府签订的《拉脱朗条约》第廿四条“教廷不该参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纠纷，也不该参与这类国际会议”，当然执行这条约时也有斟酌权。
无论如何，教宗保禄六世和Casaroli在那全欧大会中见到一个机遇，就是能联合欧洲，并肯定在苏联控制下的国家也该承认基本人权。虽然会议是政治性的，但这些协议有法律性效力。教宗说：“既然这里讨论的是法律问题，教廷很有资格参与讨论。法律有它的力量，就算有人不遵守，也不失它的力量。”
短评：为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法律是毫无意义的。其实列宁已清楚讲过。现在的情况是目共睹的，我不理解为什么居然仍有人相信这些骗人的技俩？！
Casaroli善于把法律放在历史及政治之上，从他执行东方政策的一些成功例子可以看得出来。和不同政府的谈判，效果不同。Casaroli坚持在对方也让步时他才让步，真正的外交关系只与南斯拉夫签成，和别的国家虽没有建成邦交，也建设了创新的坚定关系。其实和每个共产国家的协议都有它独特的地方。
Casaroli对于教廷与各国签约的事上特别有功，这些条约保证教会能行使她普世使命，从一九六七至九零年，在Casaroli的努力下，这类条约签成了五十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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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于飞
【完】来源：笔是天主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