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香港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时不时地会通过其个人博客，然后再经过《天亚社》和《亚洲新闻》等教会媒体来传递他对中梵关系和中国教会的看法。曾几何时，他仿佛成了唯一能代表中国教会声音的“知情人士”，并因此而获得了国内外许多团体和个人的支持、感谢甚至仰慕。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于2007年1月成立了专门的“中国教会事务委员会”，陈枢机乃成员之一，为中梵关系和中国教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之一就是“扭转”了当时由梵蒂冈与中国谈判首席代表帕罗林蒙席所倡导的外交思路和途径。最后，帕罗林以总主教头衔于2009年被“派往”委内瑞拉做大使，其他的合作者分别受到了不同形式的调职甚至冷处理，而从2010-2012年，中国连续上演了四次非法祝圣主教（郭、雷、黄、岳）的闹剧。
可悲的是，随着每次的“非法祝圣”和紧随而来的“绝罚”声明，中国教会内，除了一些无聊好事的“围观者”发出一连串幸灾乐祸的谴责或欢呼声外，大家似乎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上述四君和其他被强拉硬拽着去给他们傅手的主教们，正在成为“神仙打仗、百姓遭殃”时的替罪羊。据说同样的非法祝圣还将继续上演，但自2013年3月13日后，情形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随着老教宗本笃十六的突然辞职和新教宗方济各的上任，帕罗林总主教又出人意料之外地出任圣座国务卿枢机主教，直接负责圣座各部会的运作和外交事务，而且随着教宗方济各的数次“隔空祝福”及公开表态，中梵关系出现了回暖和改善的迹象。对许多人来说，任何回暖和改善的迹象都是可喜可贺的，但奇怪的是我们时不时地会听到和看到陈枢机通过个人博客及教会媒体，对帕罗林枢机本人甚至教廷，常常表示质疑和不满，称对中国政府“妥协”、“让步”的态度和做法会“伤害中国教会的利益”。至于国内国外那些不同意他看法和做法的声音，则被视为是对他的“攻击”，是想让其“收声”云云。乍听起来，他似乎真的很委屈、很受伤，但至少没有露骨到直接否定和批评教宗方济各的地步；相反，他有时还晒出几张与教宗方济各见面握手的照片，告诉大家方济各其实很“重视”他的意见和看法，甚至鼓励他“继续战斗”等等。然而，好景不长！近日，继借着为死因不明的蔚和平神父举行追思弥撒的机会，着实将“教廷的高官”们警告、训诫一顿后，陈枢机又再次以《二零一六年为国内教会将带来什么？》为题发文，矛头直指教宗方济各。
在该文中，他先是一如既往地拉出周至教区吴钦敬主教的公开就职和安阳教区张银林主教的祝圣，分别作为“妥协”和“不正常状态”的例子，紧接着，又引述《亚洲新闻》的主编伯纳德在其《北京，宗教迎来严冬》一文中的个人观点和看法，认为在主教任命的问题上，中国政府不会给梵蒂冈任何权利。于是，仿佛一下子抓住了“铁证”似的，陈枢机除了再次表明对国务卿帕罗林的“不能放心”，责问教廷在谈判时为什么不提保定的苏志民主教和上海的马达钦主教这些“敏感问题？”“为‘顾全大体’割弃了那些我们的兄弟姊妹（地下团体）吗？”“怕触怒北京压制地下的声音，这不是自杀吗？”等问题外，更是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对教宗方济各的质疑和否定，认为他没有权利在主教任命的问题上和中国政府达成任何妥协。为此，他还不惜祭出已经荣休近三年的本笃十六世为王牌，给方济各施压：“教宗本笃曾说：‘教宗任命主教的权是教会创办人耶稣交给教会的，不是教宗私人的权利，他也不能让这个权给任何人！’”最后，他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如果那协议签成了，天下可以太平了吧！但我不会参加庆祝这新的教会的成立，我会消失，我会去隐修、祈祷、做补赎。愿教宗本笃原谅我没有成功做他希望我成功做的事。愿教宗方济原谅我这个在边缘的中国枢机给他写了这么多的信，给他添了这么多麻烦。”
总而言之，虽然陈枢机每次发文的目的都是希望大家能继续视其为真正了解和关心中国教会，特别是苦难中的教会的“斗士”，而其他人，包括“教廷高官”们，要么不懂中国教会问题、不了解中国政府，要么干脆都是“胆小怕事的妥协派”，但，正如前面所说，这次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似乎不太听他话的教宗方济各，而且还拿教宗本笃十六来压他。然而，这种手段和做法不但阴损，而且徒劳。
众所周知，教宗本笃十六因“身体和年龄原因”而主动请辞后，以祈祷、默观、读书、写作等方式，在梵蒂冈后花园中安度晚年。每次遇到教会的重大活动，教宗方济各都会邀请他参加，将其视为“睿智的爷爷”而尊敬有加。在不久前召开世界主教会议前后，有些不同意方济各改革方案的教会人士曾通过联名写信和公开辩论的方式向他表明立场，而一些媒体还通过“造谣”来试图吓唬他，但这些人却从未想到要用本笃十六来压方济各，逼他就范。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一来这些人不会弱智到这个程度，二来本笃十六绝不会被他人当枪使来威胁方济各，三来方济各不是被人威胁得了的，否则他早就放弃一切得罪人的改革措施而明哲保身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任何试图拿本笃十六来压方济各的人，要么是头脑发热、不可理喻，要么已经走火入魔、不能自拔了。总而言之，这种只有不成熟的小孩子才做的事情，如果出现在成年人身上，不论是以“不能做一只不吠的狗”为理由，还是用“我这个在边缘的中国枢机”打悲情牌，都只能用“荒谬”二字来形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