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在七月二十二日发表有关选举的牧函，其中表示近年来，教会的社会训导极重视信友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汤汉枢机提到九月四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时说，香港特区经历了政改的动荡，对民主政制有强烈诉求，还有一大堆悬而未决的社会困局，尽管如此，基督徒都不应感到绝望。
汤枢机说：“因此，我敦促你们，要把立法会选举视为推广社会福祉的一个契机。”
当教徒将会在选举中投票、有些信徒竞选议席之际，教会同时亦应该关注特区的选举和政治进程。
在二十世纪中期，时任的澳洲圣公会古尔本大主教博格曼（Ernest Burgmann）这样形容当时的普遍想法：教会应该把政治和商业视为与信仰对立的学说，与之保持距离。古尔本于一九四二年被纳入澳洲首都坎培拉。
然而，博格曼大主教本人认为：“如果教会对现今的政治和商业不表达意见，那么，教会只会对一些亟需基督光照的事情沉默。”
谈到基督徒在政治范畴上的角色，这位圣公会大主教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认清处境，只谈良好意愿，作用不大，“基督徒可以处理的是指导商业和政治操守的原则、财产的用途、一个人受到重视的方式、组织每一个社会时的目标和理念”。
他认为，教会应当是一所学校，致力于栽培具先知的触觉；并释放人们的心灵，以启发每个新世代的艺术、文学和文化。
博格曼大主教对上个世纪澳洲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分柝，同样适用于今天的香港。他目睹澳洲的创造力衰弱，并且形容当时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想像力僵化，舆论只属一些没人听、没人信的陈腔滥调。
这位具争议的主教因为公开批评他口中的“昙花一现政客”，被媒体冠以“红色主教”的绰号，可是，更为贴切的称号可能是时任国会党鞭古勒特（Jo Gullett）于一九五四年所起，指博格曼“是一个爱管闲事的牧者”。
这位“爱管闲事的牧者”要是更长命的话，定必高兴听到教宗本笃十六世和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的讲话。本笃表示，教会必须藉着理性讨论，在政治和公共事务上发挥本分，从而唤醒精神力量，因为没有这力量，公义不彰；同样，若望保禄说过，共用财产权利高于私有财产权利，因为一切物品是为众人而设的。
正如汤汉枢机所指出，堂区应该鼓励信友积极参与投票或竞选活动，但是，教会也必须努力促使堂区成为培养信友的地方，使信友能够发挥先知的作用；堂区也要致力于释放信友的心灵，使他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启发人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