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你往何处去？
（“中国教会”，笔者专指国内、大陆教会）
近来，国内教会的动态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党中央一如既往地针对教会发声，主教莫名其妙地在为爱国会发声，爱国会似乎也蠢蠢欲动地为九大而发声。万变不离其宗：教会到底该“姓谁”？怎么“信”？
面对呼声最高的“爱国会”问题，早在2010年教廷就曾发表声明，呼吁在中国大陆境内的主教与所有神职人员不参与任何“违背教宗意愿”的活动。面对这原本就“不符合天主教教义”的官化操盘，有人直言小丑跳梁——四不像的会议，没有任何代表性；有人暗表借花献佛——可增加内部“团聚”（“团结”尚属未知呀？）。
从近期的嘈杂不由得联想到教会未来的走向以及梵中关系。尤其是梵中建交，每凡有些微的风吹草动，大家都趋之若鹜，翘首以待，仿佛就在明天——（2014年教宗方济各从韩国返航途中答记者问，曾表达出渴望访问中国“但愿就在明天”）——；更有甚者，很大一部分人士都妄想着一旦梵中建交，国内教会的乱象就一扫而光，迎刃而解了。解铃还须系铃人。雷明远神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确实值得反省和深思：“中国归中国人”，身为教会的一员，从牧者到信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份担当和使命感。当然，从教友们这份高涨的热情，也真切地反映了中国（教会）教友们特有的单纯，以及渴望与教宗（普世教会）完全合一的赤子之心。甚至汾阳霍成主教也对梵中建交表示“乐观其成”，我想，这份乐观也应该是每位中国信友、牧人最真实的心境。
梵中“建交”——一厢情愿
但凡有常识的人都明白，无论是商业谈判，邦国之交，亦或是朋友之交，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和条件就是诚信。梵中互动这么多年的暧昧纠葛，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越来越卑躬屈膝的教廷，甚至为了换取邦交也不惜牺牲某些既得利益。其中芥蒂无非是关于主教的选圣。中方一贯坚持 “主教的选圣”属于神圣而可笑的“中国内政”之一（当今国内的趋势也确实如此，候选主教的资格首先摒弃了对《天主教法典》的参照，相反，却是考量候选主教和政府沟通、配合之能力）。既然如此，那建交后的圣座还要不要正当地、名正言顺地“干涉中国内政”？既然连爱国会这关都过不了，那又何必枉费周折，多次一举呢？再者，从中方立场来看，又怎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呢？
圣座在外交政策上的一厢情愿，更多的是饱含着慈母教会对中国群羊的一番苦心和不舍。反之，中宣部却可以借这东风之力，对外鼓吹民主、开放、“国内不存在宗教打压”；每次外交部的话筒都笔直僵硬，一套刻板到公式化的照本宣科：1，自我标榜：“有诚意”，“积极努力”；2，一番托辞：督促梵方撤除所谓的台湾邦交障碍；3，批评警告：“不得干涉中国内政“；4，此致敬礼。
梵中最本质的隔阂无非在于“价值观的不同”。两会期间（3月10日），假借教育部之口怪谈阔论：“除马克思主义外的西方价值观不得进入中国”。这里不难看出“有选择性”（反腐）原则再次发威，但凡有利于维护其合法性和切身利益的，无论认马列为祖宗，还是党子党孙移民国外，资产外转（“巴拿马文件”爆出的窃国之实），自然算不得崇洋迷外（习总不也对此大事批评吗？），反之，冠冕堂皇地就体现了“党的开放精神”。何谓西方价值观：民主？自由？理性？信仰？或者，马列主义从“暂时到永久”的独裁统治就算不得西方价值观？或许是国外没有城管的原因，所以无法放任“狗仔队”强抢民财，欺压弱小，甚至强拆民居让百姓流落街头；要么就是因为国外没有民工，所以无法放肆地被警察和武装部队殴打这些手无寸铁之人（2016年4月30日海口长流琼华村）；或者是因为外国人信神的原因，所以政府公职人员不敢掘墓焚尸（2013年12月19日）；或者是将抗议强拆教堂的信徒活埋（4月14日河南驻马店新蔡县）；非法绑架、拘禁、迫害教会神职人员，严刑拷打强令其加入爱国会。我党的价值观既容不得生者安生，也不令死者安息，“好叫流在地上一切义人的血，都要归到这一代人身上”（玛23, 35-36）。
教会走向—壮士断腕
前段时间，由习总主持的宗教大会轰轰烈烈地在京召开，本幻想着能在信仰上实现一个美好的中国梦，可梦毕竟还是一场痴人的天真。会上明确强调要由党来领导宗教，这岂不是继“媒体信党”之后，也得“宗教信党”？若非如此，教会祈祷场所为何非得被强制要求悬挂国旗？（浙江截止到6月13日已有69处宗教场所）。在对国内宗教信仰自由进行强奸的同时，也践踏宗这一基本的天赋权利和国际人权。
当然，我们绝对不能将党、国盲目等同，但中国的特色似乎就在于“国”必须得姓“党”。教会既然从属于“国”的范畴，自然跟着姓咯。在逼认干爹的淫威之下，不禁要问：中国教会，你往何处去？
近期，香港两位枢机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国内教会情况进行了详细、客观的剖析，其中很多观点为我们都很有启发， 特别是陈日君主机在病榻中依然坚持“战斗”，老一辈牧者对国内教会的忧心可见一斑，作为后生一辈怎敢懈怠？在此也斗胆对国内教会现状发一番牢骚。
在教会自身建设方面，我们需要有开放的态度，欢迎其他善意的监督和帮助，当然也包括来自政府合理和积极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而言，教会是至一和大公的，也必须要坚定于唯一的磐石之上，明认福音所启示的真理和正义。教会的职责就是要做社会的良心，与政府一起合作为人民谋求福祉，而非是某个意识形态的仆从。
从2000多年的历史来看，归根结底，教会与国家本无任何冲突与矛盾，其实质与核心都是以人为本，为人服务。中国教会之所以对“政府”有所谓的抵触情绪，其中症结正是介于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爱国会”。 爱国会算是鸡肋吗？或是畸形？从梵中谈判角逐的层面来讲，实际上，“爱国会”也成为政府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筹码，必要时为保全大国颜面，弃之为背信弃义的“替罪羊”和“遮羞布”。
纵观古今中外，“爱国会”不仅仅在普世教会史上成为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更悲催的是也名符其实地坐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基本国情、教情。从历史的溯源，或许有人会质疑，难道是出于教廷50年代对华策略的百密一疏，才导致了目前这一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宁要说，出于教会的真知灼见与慈母般的爱情。慈母教会以其两千多年来的智慧和柔韧，忍痛割爱给予中国教会充足的时间让我们切身地体验和认清事实真相。1957年至今， 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60年意味着什么？整整的一代人。难道，还要坐等另一个60年？如今，养瘤成患，即便教廷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从我们自身来说难道还有同样的决心和觉知吗？难道，中国教会真的已经病入膏肓，盲目无知？若果真愿意苟且偷生，自欺欺人地得过且过，那冠冕堂皇的理由无非是“教廷（或教宗），没有对违背宗教意愿的组织、活动明确提出不可参与，也没有公然地要求坚决退出”。教廷（教宗）的无奈绝不仅仅在于要遵守“不得干涉他国内政”的规矩，最重要的或许也是在等待那个“系铃人”的觉醒，这个“解铃人”就是对教会有着责任和担当的你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不劝退，并不表示默认。如果没理解错的话，2007年可敬的荣休教宗本笃十六就已经在《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信函》第7号中，明确表达了他一直以来的担忧：“某些由国家建立，与教会的架构无关的机构，企图凌驾于主教之上，以领导教会团体的生活，并不符合天主教的教义”。按理说，上海马达钦主教不可能意会错了教宗的心意啊？要么就是教廷近年来对华策略出于偶然？从07年教宗的牧函到2011-12年的三例绝罚，再到慈悲圣年特赦中对绝罚令的保留：教廷在外交上怀柔示弱（教宗屡次向中国示好），在教会纪律上的严肃认真。
当然，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土壤上，大陆教会内部也另有一支“奇葩”—新疆教区。虽然教区内没有爱国会，没有教会分裂问题，但老主教（谢廷哲）同样以豁达的胸襟主张与政府对话、与政府谈判。用老主教的话讲“我们通过教会与政府机构的直接关系，完全在遵守法律的范围内经行宗教活动”。
综上所述，梵中建交并非中国教会殷切期待的救心丸，当前教会迫切需要的：首先是自我反省和觉知，因为建交与否都无法触及到中国教会内部最本质的核心，所以，需要至上而下，对教会现状和远景深思熟虑的共识，越是在困境和暗夜中，让世界聆听、认识到教会自己的声音。没有人是不惧怕监牢的，但作为光明之子和耶稣的门徒，我们绝不可以有丝毫的畏惧和羞怯去为福音真理和正义作证！中国教会的革新与觉醒，不光教廷等不起，我们自身也等不起，要么自我革新，实现教会本身的净化和内部合一，与普世教会完全、真正地共融；要么任由毒瘤发作，遗臭万年。
3月1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