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24 –October 2016
教宗方济各任命帕罗林红衣主教（Pedro Parolin作为教廷国务卿，已被看做令人鼓舞中梵关系的改善，但外交仍然是棘手的。Jeroom Heyndrickx (韩德力)
自从共产党政府于1951年切断与圣座的关系以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更为积极乐观。
在过去65年间是一个特殊黑暗时期，切断关系之后，成千上万的传教士被驱逐。在1965年至1975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主教和司铎们被判坐监和劳改。“宗教信仰自由”是邓小平在1982年重新提出，但是由于缺少宗教法所以一直引发冲突，尤其是与天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2007年给在中国的天主教牧函恳求教会与政府和解。
中梵关系改善的原因是由于教宗方济各和他的外交大使改变了以往与中国交涉的方法。当他在2013年当选教宗，教宗方济各立刻任命帕罗林枢机（Pedro Parolin）为教廷国务卿：一个明确的迹象，中国教会情况的正常化将会提升到他的议程。帕罗林（Pedro Parolin）是统管这个计划的理想人选。
作为国务院教廷国务卿与各国的关系，他曾在2008年重新建立与北京直接接触，随后在2009年，他率领梵蒂冈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就主教任命的协议立了一份草案。从那时起，他一直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外交官的高度赞赏。
但不久后本笃十六世派遣帕罗林（Pedro Parolin）到委内瑞拉任教廷大使。由于问题的复杂和在双方梵蒂冈内部同时在中国政府当中存在着不同意见，所以草案从未签署。中国对这次失败很不高兴以至于在2010年中国政府任命单方面的任命和祝圣了几位非法主教。到2011年梵蒂冈曾绝罚他们中的三位，从而正常化中国教会的情况在未来的实现变得更加复杂。
自从方济各成为教宗的那一时刻，中国很满意他的风格，希望能有新的举措以改善中梵关系，新的希望在中国内外不断地增长。教宗方济各没有放过任何时间，2013年3月在他当选开始，他曾多次给习近平主席在几个场合发布友好信息。2014年6月中华人民代表团来到罗马，澄清了第一轮谈判的方案是围绕世俗权力与教会问题，但是双方都失败了，无论是梵蒂冈和北京都深感失望，这是双方的一个鉴戒。罗马了解到在中国2000多年来皇帝也是“教皇”。他决定一切，包括宗教事务。而中国正在学习每一个宗教都有它自己的教义与教规，宗教要坚持保留他们的教义教规，这就是对于那些无神论国家很难理解的原因。
在中梵对话的环节中，双方都在观察各自所需的利益，以便使对话取得成功。罗马迫切希望正常化中国天主教徒情况，中国需要修饰自身宗教与人权的国际形象，与梵蒂冈改善关系会有所帮助。虽然2014年的会议失败了，但重要的是双方都发现了对方各自坚持的原则，并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清单是艰巨且复杂的。
显而易见中国希望接管台湾在欧洲的最后大使馆，即驻梵蒂冈大使馆，而罗马教廷也很难大笔一挥放弃台北，这绝对不是最难需要解决的问题。最难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无疑是中国政府在1957年为使中国天主教从罗马独立出来而成立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CCPA），它的地位和与主教任命相关的问题。
天主教爱国会的创立分裂了教会内部。一部分拒绝与中国政府合作被称为“非官方”或（“地下”）。另一部分迁就政府同时忠于教宗，通过这种手段试图拯救中国天主教会，他们被称为“官方”（“爱国”）团体。
虽然这意味着在中国天主教会内部有两个对立的团体但是从来没有“裂教”。中国只有一个教会，内部分裂为两个团体，两个团体都公开承认他们与普世教会和教宗是团结合一的。
在目前的谈判中，虽然有很多的呼声，人们很难相信共产党政府将取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事实上，爱国会的存在鼓励信徒热爱自己的国家，本身是一件好事。没有理由为什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不能继续在主教的指导下，但条件是他们避免从开始在他们的章程提出爱国会的目标是使中国教会“独立”。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和教宗的合一是天主教信仰的一部分。人仍然可以继续讲一个地方教会，在相对意义上，任何其他地方教会以国家为基础的主教团都是“自治”的。假如中国要求中国天主教会独立于罗马，这就意味着中国天主教徒没有宗教自由。
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此刻又过于复杂，不是几个回合谈判就能解决的，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首先处理，这些问题涉及到有关主教任命问题。三十位非官方的（“地下”），由教宗任命的主教仍在等待中国政府的认可、八位由国家任命的主教在等待教宗认可，但其中三人被罗马绝罚。保定教区的主教苏志敏已经在监狱里了几十年、上海主教马达钦被软禁，而教区神学院出版社等已经瘫痪了10年。在另外两个教区，罗马任命了“一位主教”，但政府同样任命一位。两位中的那位将被认可呢？每一个问题有其自己特定的背景，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正在温州教区发生的是老主教朱维芳去世，邵祝敏接任（由罗马任命但是中国政府认为不合法），上周被警察带走再次不清楚。中国政府会接受邵为接班人吗？ 此外，9月7日政治局七常委之一俞正声提出 “中国化”天主教是什么意思？同一天政府公布了一项《宗教事务条例修订草案》，该草案并没有提出政府收回对宗教的控制。
在2015年10月，一个六人团队从梵蒂冈到北京进行另一轮的谈判。他们参观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奠基人之一利玛窦陵墓，他们与北京主教（李山）、以及与（非法主教）马英林和郭金才会面，后两位是被罗马认为不合法的中国主教团成员。这次的会晤被视为一个积极的迹象，新的希望在增长。三个月后也就是今年一月北京谈判代表再次前往罗马，并在四月梵蒂冈小组再次前往北京。在此之后一个被人所熟知的 “一个工作组”将继续谈判。迹象表明可能在数周或数月在主教任命的问题上签署协议。但到今天的9月这种情况尚未发生。
双方的谈判者低估了一些上述提到情况合法的复杂性呢？还是北京和罗马都必须处理各自阵营内的对立意见呢？也许两者皆有可能。
教会的人感到困惑，面对如此多的问题，教宗方济各和他的谈判人员是在一个健康的现实主义的指导下优先讨论主教的任命。在中国国内的主教们，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的主教都已公开支持教宗谈判协议所做的努力。实现这些将是朝着建立一个合法化中国主教团由罗马与中国认可迈出一大步，且包括所有的主教们官方以及非官方。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就，但它的前提是和解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
与此同时在香港一些天主教徒公开反对教宗方济各发起的对话措施，这可能对中国国内一些非官方的主教们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犹豫是否加入与有官方主教所参与的主教团。再者，中国政府是否准备好非官方主教们的加入？
但是我们已经被给与了充满希望的理由，在7月31日，香港枢机主教汤汉写了一封具有历史性的牧函，声称谈判正在向积极方向发展，并呼吁信徒这次历史性的对话与教宗方济各团结一致以便结束长期的僵局。此外，帕罗林红衣主教（Pedro Parolin）8月24日在Avvenire报上刊登接受采访时表示，谈判会本着“双方善意的精神，为了大家的好处，实际的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
在这慈悲喜年，或许教宗方济各将要完成他的大胆计划：使天主教在中国的情况向正常化迈出一大步。但是要处理一连串复杂的问题和繁重的谈判议程，在过去的60年告诫我们不要天真的把问题简单化解决。
Jeroom Heyndrickx (韩德力)圣母圣心会神父，台湾牧灵研习所及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的创办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