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梵蒂冈致力为被战争蹂躏的国家缔造和平，教宗方济各在国际舞台上继续扮演积极角色。
教宗二月廿六日探访罗马的圣公会团体时宣布，他正考虑与坎特伯雷大主教贾斯汀．韦尔比（Justin Welby）一起出访南苏丹的可能性。
三月廿四日，他在梵蒂冈与欧盟各国领袖会面，庆祝促成该欧洲经济共同体正式成立的《罗马条约》六十周年。
这跟教宗荣获欧洲最负盛名的政治性奖项「查理曼奖」相距未满一年。当时，同样在梵蒂冈，来自阿根廷的教宗大致要求欧洲的知识分子，恢复这个欧洲项目的原本文化和精神核心。
教宗方济各宣扬强烈的社会信息，而人们对他为当今世界危险的境况（以及南苏丹一类国家悲惨的处境）所作的贡献抱持很高的期望。
从去年国际形势的发展，如英国脱欧和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以至二零一七年的恐惧，如法国、荷兰和德国的重要选举，这尤其真确。美国教友反对特朗普回应教宗训导的言论的不绝呼声，是这些期望的例子和征兆。
然而，这些希望并未常常考虑到，在教宗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它们在方济各上任教宗前开始，但于他的任期内变得特别明显。
首个变化是天主教全球化及其施加的价值。
教宗权力的全球化本身，至少可追溯到一九六二至六五年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但方济各是首位教宗把天主教的权力，从罗马重新分配到世界各地。为此，他特别地从越来越广泛的国家中任命新枢机，并授权世界主教会议处理家庭及婚姻问题。
最重要的，是教宗权力的全球化与教会的全球化以新形式互动。方济各下的教宗权力，比以往更接近全球所有教会。这是他对周边地区的强调中，地缘政治和地缘神学的部分。
教宗权力现在更「散布」于世界地图上。而这可能标志着在天主教的历史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然而，这种教宗权力和教会的全球化，是有所取舍的。教宗权力不再特别靠近某一国家或地区。肯定的是，它不再特别靠近那些曾经在教会历史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地区。
这对意大利教友来说尤其明显，他们正经历着格外混乱的政治过渡。意国不能再指望一群显然是受天主教信仰和文化启发的教友政治人物，也不能再依靠一位理解意大利和欧洲政治奥秘的教宗。
方济各将无法像他的前任般，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一九七零年代被称为「years of lead」的国内政治恐怖主义时期所用的方式，帮助意大利拯救自己。
这也应该当作给美国教友的提醒。方济各不是北大西洋或跨越大西洋的教宗，其教宗职所关心的，比从特朗普手中拯救美国多很多。
如果我们想了解现今的教宗职，那就要点出第二个划时代的变化。这是教会和国家共同的危机，国家不再支配政治，同时建制教会及其组织不再有控制力。
保禄．普罗迪（Paolo Prodi，1932-2016）是近代教会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晚期的其中一份会议论文解释得很好。他观察到，直到二十世纪，西方基督宗教是十五至十七世纪间的产物，围绕着三个角色形成：教会、国家和市场。
市场在近代已变得与以往完全不同。但从历史神学角度看，最激进的转变正在影响着教会和国家。
普罗迪说，在宗教改革五百年后，教会和国家间的分工不再存在。一六四八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庆祝结束欧洲长达百年的宗教战争，同时标志他们的合作不再维系在一起。
现在，政治权力超越国家的控制，而宗教势力超越教会和有组织宗教的控制。
在西方的悠久历史中，「神圣和权力」与「教会和国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它们被分开和疏远了。这对于基督宗教及其他不同形态的宗教——包括伊斯兰教来说是真确的。多元文化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危机是这情况的一部分。
这有助我们了解方济各其教宗职的重要性，超越一些备受关注的问题，如对教廷的改革，或新的婚姻及家庭牧灵实践等（尽管如此，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
令人惊讶的是，教宗权力现在不只是后基督宗教世界，也就是说，已超越宗教是政治权力和社会既定模型的关键支柱的时期。
在方济各之下，也是后宗派的。
这不仅是说，不同教会之间的宗派界限现在有别于其前任之时，也是说现任教宗是在一张国界的意义跟以往（即使只是几年前）已很不同的世界地图上看宗教。
费城总教区嘉禄．沙皮（Charles Chaput）总主教在其新书中，后基督宗教的恐惧，显然欠缺那更大的背景。相同地，基于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的关系，比较教宗方济各和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不正确的。
的确，我们现在看着一个后新自由主义的未来。在这意义上来看，特朗普的当选是一个「时代的征兆」，是教会必须避免以短期得失来看待的。
从历史神学的角度来看，真正的转变是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分工结束，同时也是教会与国家的制度同形性和并行性的结束。
同是君主和贵族式的混合元素管治著两者。对天主教会来说，这意味着教宗和主教。
这种教会和国家的危机造成了一种「政治神学化」，就是不同政见者变得相互排拒，例如美国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
这也造成了「教会意识形态化」，例如，对离婚再婚的既定教义发展或牧灵实践，是基于它是否有用于天主教与世俗世界的意识形态斗争，来被视为是正统还是异端。
新君士坦丁的意识形态现在尝试视俄罗斯总统普京或特朗普（或在某些情况下，是普京和特朗普）为保护基督宗教的新皇帝。教宗方济各拒绝这意识形态，而这源于教宗对更大的历史神学面貌的理解。
方济各是耶稣会士，他清楚知道一七七三至一八一四年间耶稣会被压迫时，内在的巨大神学和政治意义。
这是梵二前「漫长的十九世纪」的开始。毫不巧合地，这是许多反对教宗者想要返回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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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马西莫．法焦利（Massimo Faggioli），美国的教会历史学家，神学及宗教研究教授。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A Church-State crisis that is post-Christendom and post-con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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