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英国殖民管治到中国共产政权管治：主权移交二十年香港经历的变与不变》一文中阐述了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国并非一帆风顺。但是，北京在一段时间里尊重了特区的生活方式。近一段时间里，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增加。特别是青年人，不仅对民主还在自治问题上做出了强烈反应。致力于公众利益是天主教会的使命。陈日君枢机被视为民主、受排斥者的英雄。政府和被管理者之间还能建立信任。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员的分析
香港（亚洲新闻）—七月一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在中英主权移交和特区成立二十年之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面前宣誓就职。在1,194名人士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之中，林郑以777票当选，加上选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她获得的支持度逊于另一位参选人，这都反映了她既非由大部份人民所选出，亦非获得大部份人民所支持的特首。虽然如此，在过去五年，经历了梁振英政府的管治，香港人因社会撕裂和政坛对立而饱受挫败感，不少人仍期待新领袖能带来较包容的管治作风。这位从前是上一届行政长官的第一副手、前政务司司长林郑亦声称，她会以新作风和务实态度管治香港。
对一国两制政策的肯定
过去二十年，香港经历了不少高低起跌。有些人认为，「一国两制」政策和「高度自治」的承诺已成功落实，香港人大致上能保持继承自英国殖民地时代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肯定主权移交以来的「五十年不变」原则。的确，在主权移交初期，中央政府不但下令不可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还设置机制，例如由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把关，控制内地人员来港，以免香港受到内地影响，当时的中联办在香港极为低调。
此外，主权移交初期，香港经历金融风暴，其后SARS一役令香港经济衰退，中央政府推出自由行和《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等政策措施，成功协助香港经济复苏。当时，中央协助香港渡过困局，同时遵守不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做法，得到香港人普遍肯定和赞扬。
危害高度自治
然而，随时间流逝，中方开始介入香港事务，尤其在2003年《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有评论谓一国两制政策逐步受谗蚀，强调一国多于两制，行政长官亦愈来愈倾向亲北京政府，特别是梁振英及建制派人士。这种偏离一国两制政策的例子包括：就基本法条文多次进行人大释法，影响法治精神；建议推行爱国国民教育；行政长官的其中条件是必须爱国；中联办介入立法会和最近一次行政长官选举；内地公安疑似在港执法，令铜锣湾书店东主失踪。而梁特首一直被视为不遗余力地执行北京政策，同时对泛民主派议员持敌视态度。
此外，中国国务院于2014年6月就香港「一国两制」落实发表白皮书，充分反映中国政府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态度。白皮书指出两制只可在一国的观念下理解，这表明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固有的，其唯一来源是中央授权。」它亦指出要小心避免外来势力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部事务。
再者，2014年8月31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即中国国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的选举改革的决定，被众多香港人视为中方对香港内部事务的明显介入，无视香港人对全面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强烈愿望。该决定窒碍了香港的民主发展和剥夺了香港人的政治参与权。而这决定更导致举世知名的占领运动或西方传媒所谓的雨伞革命。自此以后，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与香港人之间产生了巨大鸿沟。
身份认同的转移
上述发展加强了香港人与北京政府之间的欠缺互信，以及香港人和香港政府之间的恶劣关系。这导致香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转弱，「香港人」身份愈来愈强，特别是年轻一代。它甚至引发自治运动、本土主义和自决运动的发展。
例如，文化评论者陈云发起香港自治运动，强调本土利益、反对中国与香港的融合政策、重视华夏儒家文化而非共产党统治下的当代文化，以及港人自治。与此同时，一些青年组成不同组织，包括采用较激烈抗争手法争取民主自治的本土派，以及较倾向左翼、社区组织和采用理性非暴力手法争取民主的自决派。在2016年6月的立法会选举中，这些组织的一些代表赢得数个议席，表示他们取得一些渴望见到政治改变的公众的支持。
经济不平等和欠尊严的生活水平
从过去的大型社会运动、占领运动，以及自决和自治运动中，可见深层次问题成因是源自香港人对不公义政治制度和不公平财富分配的不满。一直以来，香港奉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自从主权移交以来至今不变。在这制度下，香港政府外判了不少工作和服务予私人公司，令为数不少的低薪工人失去工人应有的保障以至被剥削。港府亦向房地产开发商利益倾斜，容让地产霸权增加社会和经济不公，却忽略贫穷长者和低收入人士住屋问题的现象。
虽然香港整体上看来繁荣，经济增长尚算稳定，但社会上某些人士，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却未有从经济发展中受惠。这可从贫富悬殊和楼价不断高升的现象窥见。无可否认，现任的梁振英政府在处理贫穷问题和非理性的高房价问题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他亦投放较多资源在社会福利的开支方面。然而，以家庭每月收入来量度的坚尼系数来看，香港在2016年却录得历史性的新高。更讽刺的是，香港的财政储备长期处于高水平，2018年最新的财政预算案预测，到2018年3月已累积到9520亿港元（1225.2亿美元）。拥有如此大量财政储备而贫富悬殊问题这么严重，有社会工作者和社区组织者指出，在过去二十年，香港政府都没有为减少财富不均定下长远计划，而该问题成为社会矛盾的其中一个来源，并影响政府施政。
教会回应
面对以上问题，在争取了民主和人权多年而未见成果的情况下，很多人感到挫败和无助。一些人选择远离政治，专心赚钱；另一些人感到失望而移民海外；更有一些青年与中国切割，不管是与中国政权、国内人民，或国内社会情况。
然而，作为基督徒，我们坚信天主是造物主和历史的主宰，我们作为天主的工具和合作者，可以做一些事令生命更有意义，为拓展天国而努力。根据教会社会训导，人性尊严必须受肯定和重视。人必须先于经济利益，每个人都是能动者和伦理主体，可以带来改变。因此，整全人性发展、大众公益和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必须用作评价一个社会的法律和政策措施。而且，基于关怀贫穷和社会上的边缘人的原则，教会有责任照顾有需要人士和和弱势社群。
基于以上教会社会训导，自主权移交以来至今，本地天主教会的领袖一直为教会团体提供指引。一些教会组织亦联同其他非政府团体争取民主，以及一个更公平公义的制度。天主教领袖，尤其是陈日君枢机（1996年出任助理主教，2002至2009出任香港主教，2005被擢升枢机），透过传媒经常发声，成为社会上的一股道德力量。陈枢机以捍卫人权和弱势社群权利著称，例如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权、不同居留背景的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他亦支持全面普选选出行政长官和全体立法会议员。不少人视他为一位有智慧、勇气和关爱的领袖，敢于指摘不公义，不畏强权。在香港只有百分之七的天主教徒人口的地方，有一位主教如此受欢迎和引人注目实在殊不简单。
2012年2月，主权移交十五年后，在行政长官选举之前，天主教区公布了一份意见书，名为「香港天主教会对未来特区政府的一些期望」，该份文件讨论了社会政治发展，提醒政府以人为本和长远政策的重要性。声名肯定了保障民生和人民尊严，以及建立一个让人民可以自由表达对其他人关爱的社会的重要。三年之后，在2015年5月，汤汉枢机颁布牧函，主题是「政制改革与香港社会福祉」。牧函指出，「教区深信，没有公义，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或可持续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在政改一事上，教区曾经明确表示，除了其他条件以外，提名委员会必须真正『有广泛代表性』，而且它所采用的程序确实符合『民主』，否则《基本法》所规定的普选之『最终目标』就不能实现。」
持守基督信仰价值
无可否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份，因此，中国可以在香港行使主权。当年草拟基本法时，中国政府意识到，应该容许香港保存原有制度，因而设计了「一国两制」政策、「高度自治」和「五十年不变」等原则。过去二十年，一些国内官员的确实践了，另一些却忘记初衷，特别是近年的中联办，对香港事务的介入愈来愈多，以便加强对香港的控制。
作为香港人，我们要保持的不只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而是高举人性尊严和人权、法治和包容等香港核心价值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至于不公义和不公平的政策，如限制权利的恶法，我们无需保留及坚持不变，反而，应倡议改变，从而让人民过更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期望新任行政长官和建制派议员可抗拒来自内地的介入，或游说中联办或其他官员远离香港内部事务。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言，倘若各方都不积极或消极介入或邀请人介入，香港政治有机会重回正轨，慢慢建立互信，而这可以是令香港摆脱困境的出路。
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认识教会传统中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目标。我们必须坚持人才是政治生活的基础和宗旨。任何政治团体的成员都有其责任和信念，他们都是伦理主体、具有主体性，需要被尊重。任何政府需要与人民建立良好关系，不容压抑其自主性及其权利。因此，政府应捍卫和促进人权，培养公民友谊的社会生活，设计符合大众公益的政策和法律。
基于这些价值，我们期望新一届政府会重视大众的意见和参与、维护所有居于香港的人的尊严和权利，以及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弱势社群。假若政治领袖们尊重人民和珍惜他们的参与，人民也必定会尊重爱戴这些领袖，愿意为建设重视公益的社会作出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