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著名的圣母圣心女修会是拥有九十五位修女的教区团体。在中国，正式登记的女修会只能是教区性质的，没有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女修会。但如果这单一类别似乎表示出女修会都是同类组织，那麽，更仔细地观察修女生活就会揭示出复杂而有所改变的真实情况。
大多数教区修会都有着悠久历史。十九世纪，圣母圣心女修会开始时作为一个度贞女生活的小团体，提供基本的医疗护理、教育穷人、传授有关基督的道理、协助神职人员。她们的生活方式吸引了许多女青年，于是在一九三二年，她们获得突廷批准，正式成为修会团体。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北方动荡不安。清朝消亡，义和团运动成灾，日本人入侵东北，俄国的苏维埃支持当地的共产党人。
在内战期间，医疗保健和教育并非中国当局优先考虑的事情。结果，这段时期成了传教事业成的真空带。修女们积极地从事开办诊疗所、学校和孤儿院，也为遭遗弃的老年人开设收容所。
但当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最终控制整个中国后，修女们不得不放弃修会使命与社会服务。那些没有逃往台湾的修女们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但许多年长的修女们保持着坚守自己秘密的祈祷生活，继续为身旁有需要者服务。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当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不再强烈地反对宗教后，天主教团体与修会再次被允许出公共领域出现。在当地主教与少数虔诚教友的帮助下，圣母圣心女修会的十二位年长修女聚集在一起，重新开始了她们的修会生活。
但是，中国已发生了改变。修女们必须发现新的生存方法，找到服务教会与社会的新途径，并重新来为自己定位。
今天，圣母圣心女修会在她们的历史故城重建了一座很大的会院。人们已习惯看见穿着与众不同的宗教服饰的修女们出现在附近街道上。尽管开办一所学校已不再可能，但少数修女们为被现代中国所遗忘的那些人提供基本的医疗帮助。有些修女则在她们的会院内管理著一所老年之家。
还有一些修女在本教区的其他堂区服务。在那里她们忙于极大部分的牧灵工作，监管举行各项圣事的准备工作，教导教理问答，并帮助维护堂区的建筑物。
显然，极大多数的修女和她们的广泛服务值得感恩。同时，圣母圣心会的修女们看到在现代中国基督爱的临在，但挑战与困难并没有销声匿迹。
首先，修女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严重的财政困境。迄今为止，她们度著简朴生活，但周围的社会宗教环境正快速演变。为了给九十五位修女提供医疗保险，修会就需要首次支付一百万美金的保险费，以后每年又需要支付十万美金。
但她们宗教服务的性质不允许她们找到这么一大笔经费，所以大部分修女依然没有医疗保险。中国的天主教徒宁愿为一些可见的项目——比如建新堂——提供资金。因此，对修女们来说，去指望人们慷慨捐赠以满足她们的财政不足，是个问题。
修女们所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涉及到中国神职人员之演化。
从圣母圣心女修会的背景来看，越来越多的修女接受了教育，她们有着自己的出国经验和牧灵经验，如何达成与当地教区司铎和睦相处的关系，成了一个挑战。司铎们和修女们在关于教会、他们自己的使命与职责上，越来越有着不同的观点。
当然，这儿还掺杂着以性别来分类的文化规范，这种规范倾向于把妇女置于最低的职位上。在过去十年中，在当地各堂区内，司铎与修女间的关系紧张，已更为普遍。而大多数情况下，最终必须离开的总是修女。
这种紧张关系也存在于教区层面，发生在有些主教与其教区修会之间。最为人知的实例当数江西省南昌教区的情况了：李稣光主教以简单的方法解散了当地的女修会，并没收了她们的公共财产。
第三个挑战，也是最后一个挑战，是关于她们修会的身份。在近代史中，天主教会已假设，一个修会必须经由一个特定的会祖及神恩，才能来定义自己。但是圣母圣心女修会，以及中国的大多数教区修会，都没有这样明确的会祖。
在一个长期的初创阶段，这些「修女」是度奉献生活的贞女——即天主教女信徒选择在自己的一生中度独身生活，通常她们在当地主教的管治下工作——她们活跃于许多领域，受到他人，包括一些外国主教们，的鼓励。
只是到后来，她们才成为宗教性的修会团体，现在她们继续适应着自己的使命。留给中国修女们的是试图决定是否把自己的使命集中在医疗护理，教育或教区的其他服务上。
在重生和成长了四十年后，天主教修会生活的那有形可见的临在，在今日的中国是相当有力的。然而，挑战和困难依然存在。而其中的大多数并非来自国家本身，而是来自社会经济的转变以及教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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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陈立邦（Michel Chambon）是法国天主教神学家，正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就读以获取人类学的博士学位。
【完】天亚社英文评论：
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s nuns in China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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