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前的今天（即1517年10月31日），一位叫马丁·路德的德国天主教神父，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贴到了威登堡（Wittenberg）大学的教堂大门上。其目的是希望公开辩论，对当时被赎罪券、封建思想、官僚体制、腐败作风所拖累的天主教会进行改革和整顿，好能重归福音精神，重塑教会风清气正的面貌。然而，可惜的是，当时在教宗良十世（Leo X）领导下的天主教会和以查理五世（Charles V）为皇帝的神圣罗马帝国，出于宗教和政治层面的考虑，并没有认真地对待路德的倡议，而是命令他收回自己的言论。但决心已定的路德，在其它对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早已心怀不满的民族公国和地方诸侯的保护支持下，不但继续著书立说、翻译圣经，而且借着先进印刷术的帮助，将他的思想广为传播。最终，以路德思想为基础的基督新教和罗马天主教分道扬镳，形成了自1054年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分裂后的第三股主要的基督宗教派系。
（宗教改革后欧洲的基督宗派格局）
五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要纪念这一改变了世界历史、影响了欧洲政治、塑造了宗教格局的重大（尽管在当时看起来几乎微不足道）历史事件时，一个不能不问的问题是：我们最应该纪念的是什么？是纪念路德的生平和思想吗？是纪念宗教改革给欧洲的民主、自由进程带来的推动吗？是纪念当年不同宗派之间的暴力冲突吗？是纪念1555年签订的以“教随国定”为主的《奥格斯堡哥和约》吗？是纪念宗教改革对天主教会正反两方面的意义吗？……毋庸置疑，这些内容都可以作为纪念的一部分，但在我看来，不论是天主教会还是基督新教，最应该纪念的则是过去数十年来，双方在合一共融的道路上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和已经取得的成果！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路德的宗教改革已经过去近四百五十年后，罗马天主教会于1962-1965年间召开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此次大会将基督徒合一运动和宗教界对话当成了今后主要的工作方向和目标之一，迄今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数任罗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宗主教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合作，还有于1999年同世界路德宗联合会就“因信成义”的信条而签署的联合公报。2016年2月12日，教宗方济各又和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利尔在古巴实现了千年一遇的首次会晤，同年10月31日，他又赴瑞典伦德参加宗教改革开启五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所有这些可喜的现象都告诉我们，不论基督徒之间在历史长河中曾发生过多少悲剧性的分裂甚至战争，但合一共融、不断更新教会的管理和福传方式，依然是唯一符合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也有信心，在圣神的光照指引下，走出前人留给我们的迷局和阴影，迈向合一共融和改革更新的光明大道。
就在他出访瑞典前，教宗方济各接受了瑞典耶稣会《信号》期刊与耶稣会《公教文明》期刊的采访。他表示说“我期待并盼望更接近我的弟兄姐妹们。接近对众人有益，距离却使我们生病。当我们彼此疏远时，我们就会自我封闭，变得孤立，无法彼此相遇，任由恐惧占据我们的心。我们必须学习超越自己，好能与他人相遇。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基督徒也会罹患分裂之病。我希望踏出一步，拉近彼此的距离，更接近我在瑞典的弟兄姐妹们。”教宗还表示说信义会有两项传统值得学习，那就是改革与圣经。他解释说，“马丁‧路德在教会的艰难时刻最初提出的是改革，期望给错综复杂的局势开一剂解药。随后，由于政治形势等因素，他的改革之举最终酿成分裂的局面，没能将整个教会推上改革的进程。事实上，改革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教会始终在革新“。教宗还这样评价马丁‧路德说“在将天主圣言交托在子民的手中这方面，马丁‧路德有很大的贡献”。教宗最后鼓励所有基督徒“并肩前行，切莫固执己见，因为在僵硬的观点中不会有改革的机会”。
上述教宗的采访谈话值得我们大家深思默念：不论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裂还是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分裂，也不论是后来基督新教内的不断分裂，都曾经而且依然在犯着被保禄宗徒严厉批评过的格林多教会的错误。而问题的根本仍然出在将为所有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弃之不顾，却死死地抓住某个人、某种思想、某种礼仪甚至一些权力和地位不放，试图“挟天子以令诸侯”。正是因为“梵二”会议的与会神长们、以后许多的教宗、主教、神学家和平信徒们，以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众多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朋友们，也像当年的保禄宗徒一样，看到了基督徒分党分派、固执己见的荒谬和罪过，决定义无反顾地为基督徒的合一运动和改革更新展开各种不懈的努力，目的不是要让天主教和东正教变成基督新教，也不是要基督新教变成天主教或东正教，而是我们大家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毕竟，这才是包括今天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在内的所有信徒最原始的共同身份！而这也正是在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时最应该被纪念的方面——如果马丁‧路德今天还活着的话，这也一定是他最想看到的结果！
让我们为已经启程并取得可喜进展的基督徒合一之旅献上衷心的祈祷和祝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