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玛丽•盖思彻：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思想在西方反响不大。但熟谙本国历史和典籍的中国人懂得其中的玄机。
中国在今年10月举行的十九大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在西方引起很大的反响。但中国的报纸头条可不在乎报纸销量，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也是写给熟谙本国历史的人看的。
习近平所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么是在实现中国古代圣贤孔子所倡导的“大学”(Great Learning)，要么是带来了一种可能导致共产党、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灭亡的风险。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习近平的“新时代”思想都可能改变我们当今的世界。
《大学》原是一篇阐述远大构想的短文，在约公元前450年撰成，讲述了要让国家恢复到古代和平安宁的黄金盛世，统治者需要遵循的一套法则。
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的第一步是真诚地积累知识，也称作“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因为对于国家的安定至关重要，格物致知和修身都是通过严格的法规和普遍深入人心的道德规范来管理。“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一个小康国家的安宁，为了服务于统治者制定的更大目标而强调学习和自我约束——这种模式是创造富强国家的范本。
没有文字提到末日风险，但中国悠久的王朝兴衰历史归因于一个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秩序观念，这种观念过度关注于实现“大学”，而忽略了民间的风险信号，因而给自己埋下了不可避免走向灭亡的种子。
早在中国历史起源之初，统治者就意识到了末日风险。早期统治者找到的解决方法分为两种：有一些统治者坚持认为，统治者通过修其身来贯彻“大学”、保障每个人的安全，这种做法更有效率。另一些统治者则坚持认为，他们唯一学到的是，宇宙是一个充满变化的谜，只有主动修其身的人们才能洞悉它。
中国典型的黄金时代是在约公元前一千年、周公摄政时期，那是一个实现了“大学”、没有陷入混乱的时期。把古老的巫术与新的“格物”相结合，周公使周朝实现了和平、安全与繁荣。作为他诚意的证据，他后来还政给他的侄子、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周成王。
几百年后，由于继承者抛开诚意、追求财富和权力，黄金时代终结了。到了公元前450年，周国的土地上展开诸侯混战。战国时期持续了250年。最终，实行严刑厉法统治的秦国胜利了，建立了秦朝。
然而，秦朝建立后不到20年就灭亡了，原因是在对民众惩罚过于残酷的情况下，叛乱失败的代价不会高于服从统治的代价。秦朝之后是建立在妥协基础上的汉朝：保留了部分残酷秦律的铁拳，不过戴上了一副儒家诚意的丝绒手套。
中国历史的下一个千年，“大学”时期和末日风险时期交错出现。当新的王朝通过清除叛军或投机的征服者掌握皇权，皇帝懂得修其身、能够让国家实现小康时，“大学”时期往往就会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康变成了大富，末日风险与日俱增。朝代初期统治者践行的诚意修身被绝对要求服从的残暴所取代，这蒙蔽了统治者的双眼，使他们看不到正在萌芽的风险。
习近平的新时代思想是以“大学”为基础的。他重振共产党及其权力的诸多艰难举措都可以从“大学”中找到依据。其中包括对国家、党、军队和司法系统进行的全面“格物”。
新时代思想还重新强调修其身，无论是党员（通过反腐败运动），还是企业（通过扩大公司内部党组织的作用）或人民（调动大数据和社会信用体系来完善统筹规划和确保人们遵守规矩）。
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加入和强调了通常被认为由现代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总结出（但在整个中国历史中都很常见）的两课。这两课被广泛认为是末日风险的触发因素：第一个是坚持客观性思维（科学地忠诚于党的计划）; 二是坚持实事求是（“是”就是坚定地确立新事实，而不是固守过去的事实）。
中国古代王朝覆灭的诱因，外族征服和内部叛乱的影响几乎占据了同样的比重，牢记这一点的习近平通过在更广泛的世界中应用这两课，赋予了它们更重要的地位。
从毛泽东恢复中国版图完整、邓小平振兴中国经济中获得了信心（并对江泽民和胡锦涛较为软弱的统治引发的风险有着清醒的认识），习近平现在愿与任何感兴趣的人分享“大学”，只要他们明白，任何挑战“客观性思维”或“实事求是”的思想都没有存在的空间。
这就是习近平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它对中国国内新时代的成功至关重要。
习近平会成功还是会失败？中国历史表明，自上而下的思想体系最终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但公平地说，从世界历史来看，似乎一切事物的最终命运都是如此。也许更好的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取决于中国国内事态的发展，也同样取决于外部世界如何发展。
西方很容易把习近平的新时代思想看作是为一场早有预料的文明冲突吹响了冲锋号。然而，考虑到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动荡，如此定性习近平的新时代思想，很可能在全球引发分裂——许多国家认为，新时代思想所带来的风险要小于群龙无首的西方世界带来的不确定性。
或者，西方国家可以开始自己的“格物”，首先一步就是开启一个（对政治家，商界领袖，广大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新时代，同时还要诚意地修其身，努力检讨自己的价值观和表现。
我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相信习近平的诚意，但他的新时代思想，是向一个被追求巨大经济财富搞得精疲力竭的世界传递的政治主张。它的语言可能是笨拙的，但是纵观习近平过去五年进行的艰苦改革，他追求自己梦想的决心是明白无误的。
无论我们认为习近平的新理念是在实现“大学”，还是带来了末日风险，西方都需要更加谨慎，才能应对好他的新时代。
本文作者自1989年起一直为企业和政府提供跟中国问题相关的咨询；著有《成为中国》(Becoming China, The Story Behind the State)一书，Bloomsbury出版社2017年出版。
译者/何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