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喜剧演员佩皮·格里洛(Beppe Grillo)创立的五星运动(Movimento 5 Stelle, M5S)如今已经快10岁了。从格里洛个人魅力组织起的各种示威游行到2013年议会选举一跃成为得票数第一大党,五星运动成了左右意大利政坛的一股重要力量。尽管还从未进入国家政府,但五星运动已经在参众两院拥有160多名议员,在市级选举中拿下了罗马、都灵等重要城市,在工人和知识阶层中都拥有大量支持者。这个路线独特、难以归类的政治组织拥有众多令人迷惑的标签:环保主义、疑欧主义、反全球化、反体制、民粹主义……他们摒弃建制政党、提倡由非职业政客进行的“零成本政治”;他们倡导广泛运用网络技术以实践直接民主;他们强调环境和能源议题并推崇“去增长(décroissance, degrowth)”;他们主张退出欧元、呼吁阻止地中海上偷渡来的移民……
在2018年大选到来之际,五星运动的创始人格里洛宣布退出该组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正式成为该组织政治领导人的年仅31岁的路易吉·迪马奥(Luigi Di Maio)代表的则是一条与过去9年不尽相同的道路。迪马奥在坚持反建制、抨击传统政党的同时,展现出一个更为主流的个人形象,并努力突出五星运动的执政能力;在选举临近之际,他也改变了五星运动一直以来拒绝与任何联盟的策略,为选举结果模棱两可时的联盟组阁留下了可能。尽管其他党派与五星运动联盟的可能性仍然很小,但从格里洛到迪马奥的人事更替,似乎表明五星运动这个已经势力庞大的民粹政党在寻求执政的过程中正在逐渐走向“体制化”。
路透社的1月25日的文章通过采访与迪马奥打过交道的投资者和外交官,勾勒出一个为了竞选全力安抚市场、融入建制的候选人形象。而在法国Les Inrocks杂志2月3日的文章中,意大利政治专家拉扎尔(Marc Lazar)则对格里洛退出会给五星运动带来彻底改变有所保留,他指出,格里洛的影响力完好无损,如果迪马奥出现差错,这位人气仍然旺盛的演员仍然有能力取而代之,将自己亲手创立的运动拉回最初的路线上来。
现在不那么反体制了——意大利五星运动变脸秀
路透社记者Gavin Jones报道了五星运动议员们与国际银行家和对冲基金负责人的去年的会面。他写道,在去年十一月,意大利反体制的五星运动的议员们“闭门”会见了几家国际银行和对冲基金,他们担心这次的会面也许会有点尴尬。
五星运动的新领导人路易吉·迪马奥
这种担心是可以预料的。毕竟比起银行家,五星运动在失业人员中拥有更多拥护者,而且他们还常常谴责金融界的巨大影响。然而众议院议员Carla Ruocco却说,这次会面愉快得出人意料。“当时我们有3个人,他们有20个人,大家围坐成一圈”,她回忆说,“我本以为他们会存有成见,然而他们却似乎十分开明而且对五星运动饶有兴趣,他们主要询问了欧元问题,以及怎样在大选后带来稳定。”
罗马的会面是五星运动安抚市场和投资人的众多努力中的一部分。意大利最民粹的政党正努力让市场和投资人们相信他们是可以被委以重任的。这些努力也反映了自2009年五星运动从一个愤怒的抗议运动开始,至今已有十足的改变。
关于欧元,投资人们或许会喜欢他们所听到的。五星运动已经明确撤回了之前退出欧元区的公投计划。本月,五星运动更温和的新任领导人路易吉·迪马奥表示,退出欧元区已不再是该党的政策。
五星运动由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建立,他口无遮拦,誓把任人唯亲的意大利统治者一扫而空。如今,在年轻而精干的迪马奥的领导下,它将以一副攻击性小得多的面孔参与3月4日大选的权力角逐。格里洛已经从聚光灯下隐退,并亲口宣布他的博客将不再是五星运动的官方传声筒。这让人不禁怀疑格里洛要与自己的亲手创立的政党断绝关系,虽然他强烈否认了这种猜想。
五星运动创始人佩皮·格里洛
自他当选为党派首领并于九月开始竞选总理,年仅31的迪马奥频繁与银行家、商人、外交官以及天主教廷成员会面,试图平缓他们的忧虑。他同时改变了五星运动的政策,不仅叫停了欧元公投,更废除了党派长久以来拒绝和传统党派共同执政的策略。
至今为止,选民们依然追随着他。受益于执政的民主党(PD)的分裂,五星运动在民调中以28%的投票率领先,比民主党高了五个百分点。由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带领、由一些中右翼小党组成的联盟获得总计37%的投票率。他们看上去能够赢得最多的议会席位,但或许还不足够成为有效的多数。这给了迪马奥一个机会。他声称,如果中右联盟无法组成政府,且五星运动是最大的政党的话,那么,总统塞尔吉奥·马塔雷拉(Sergio Mattarella)就必须授权他,让他尝试组建跨党派联盟政府,以支持他的政纲。这些政策包括“剧烈”减低公司税、削减行政手续,以及五星运动的旗舰政策——为贫困人口提供多达780欧的最低收入。
Gavin Jones写道,迪马奥的走向体制化的努力并没有被忽视。
“因为撤回了欧元公投,他们被看作是更可以接受的了。对市场来说,公投是真正的禁区。”在巴黎AXA IM协同管理7300亿欧元(9040亿美元)基金的Gilles Guibout评论道。
而见过五星运动的银行家们的反馈差异很大。
参加了在罗马的会面后,世界最大投行之一的一位驻伦敦的股票分析师说,五星运动的成员给他留下了“得体而理智的印象”。“考虑到我们见的是政客而不是经济学家,他们已经很有见识了,我敢说比我所见过的某些其他党派的政客懂得更多,”他评论道。
在米兰会见了五星运动的代表之后,一家大型欧洲银行的一位驻米兰的高级投资人表示,他很欣赏他们反对腐败的强硬态度,但对他们在商业管理上的无知感到震惊。“真是令人大开眼界,他们完全摸不到头脑,”他这么说道。由于此事的政治敏感性,分析师和投资银行家都要求匿名。
掌管近6800亿美元的State Street ETFs 的战略总监Antoine Lesne表示,如果五星运动当权,他预计意大利债券收益率将会初步上涨,但涨幅会很有限,“和我们在2011到2012欧债危机经历的那次完全不一样”。
除了宽慰市场,迪马奥也试图刷新他在商业界的信誉,并利用大选前的最后几周走访意大利全国的中小企业。在五星运动的20条参选计划中,第一项便是承诺削减行政手续,废除400条“无用的”法律。在工业聚集的意大利北部,传统上右派更占优而五星运动则势力薄弱。迪马奥的努力在那里收效如何,还有待观察。至今为止,唯一公开支持五星的重要商业人物是Enrico Bracalente,一个服装和鞋履公司Nerogiardini的老板,他拥有2000名员工。
尽管迪马奥魅力十足,五星运动依然是一个政治上的“局外人”。主流的左右政党攻击它的次数远多于他们相互攻击的次数,意大利的公共电视和大集团掌控的主要报纸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
“对意大利来说,最坏的情况莫过于一个由五星运动掌管的政府。这是一群毫无执政能力的人。”商业大亨Carlo De Benedetti说到,他的家族掌控着的《共和报》(La Repubblica)是一家支持民主党的日报。
文章还提到了五星运动与罗马天主教廷的关系。后者在意大利依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五星运动一直在向他们示好。
去年,和媒体冲突不断的格里洛却接受了意大利教廷的官方媒体《前途报》(Avvenire)的采访,让许多观察家大吃一惊。虽然五星运动在安乐死、同性恋婚姻和人工授精等问题上的立场与天主教廷的信条相背,《前途报》的编辑在采访后表示:“从就业到消除贫困等重大问题上,我们在四分之三的情况中是观点一致的。”
迪马奥呼吁限制宗教节日期间商场的营业时间——一项教廷所喜好的举措,并且在11月访问华盛顿期间,抽出时间与教皇的国务秘书和高级外交官Pietro Parolin会面,后者那时恰好因为其他事务在华盛顿逗留。迪马奥是主动请求会面的,他说希望向教皇的二把手解释五星运动的外交政策。
迪马奥和其他党派成员也开始定期会见外国大使。两位要求匿名的欧洲国家大使说,迪马奥不遗余力地显得可靠,特别是在欧元问题上。然而他们都对五星运动发出的信号前后不一表示了担心。
“他们既想显得可靠,又要民意支持,但是你不可能讨好所有人,”一位大使说道,“我认为,这些立场的改变也许会使他们失去信誉,而不是赢得信誉。”
贝佩·格里洛真的要告别自己的政治生涯了吗?
巴黎政治学院和意大利LUISS大学教授、意大利政治专家马克·拉扎尔(Marc Lazar)就贝佩·格里洛宣告退出政坛一事做出分析。他在接受Les Inrocks杂志的记者Julien Rebucci的访谈时提醒道,这位五星运动党的前魅力领袖很有可能会在三月四号的大选后再次归来。
拉扎尔说,贝佩·格里洛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他和他的朋友Gianroberto Casaleggio还长期是五星运动这个“品牌”的法定持有者。五星运动深深地打下了格里洛的烙印。而这次五星运动竞选活动的领导人则是31岁的路易吉·迪马奥(Luigi Di Maio)。尽管年纪轻轻,他自2013年就是众议院副主席了,并且当时五星运动党就已经是众议院里选票比率最高的第一大党。
贝佩·格里洛在宣布与运动保持距离时,提到他的心愿是重拾自己的“自由”。这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可能在个人层面,他想再次成为一名演员,这是他内心深处一个强烈的志向。此外,格里洛过去处在一种着在意大利被称为movimenti(运动,有活力)的态度中,也即运动优先。将当下的政治人物群体称为特权阶层,拒斥他们以标识自己的区别、组织“Vaffa Day”(Vaffa相当于fuck off)游行活动……这些是五星运动的粘合剂。
不要忘了:格里洛是一位善做姿态的出色演说家,一个抗议和激进的爱好者。而迪马奥正相反,他把自己定位于一套体制化的逻辑之内。一年半以来,他试图实行一种策略,也是他将在大选竞选运动中加以彰显的策略。他想证明五星运动党有能力执政,且拥有一批合格的候选人。这是他在介绍候选人名单时一直强调的观念。这份名单里,大学学者、研究人员被置于前列。这似乎是在说:“必须要严肃看待我们了”。
拉扎尔说分析道,格里洛和迪马奥的差距,差异首先是符号上的:他们的仪态姿势、穿衣风格迥然不同。格里洛大大咧咧地穿着开襟衬衣,口出豪言壮语。相反,迪马奥则总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他想要给自己一副受尊重的形象。此外,两人在五星运动该走哪条路这点上存在着政治分歧。最后,第三个原因是五星运动近些年来一直声称自己永不结盟,是一个旨在将现有的政治人物一扫而空的政治运动。就是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在法国所说的“dégagisme”(“滚蛋主义”),与其他政党既不让步也不妥协。但迪马奥在他想要获取政治权力的体制化逻辑中,明白孤军奋战无法成功,他打开了几条可能的政党结盟路径。
格里洛和迪马奥起初相处得还不错,格里洛为来自意大利南部的迪马奥的上升提供了支持。他为找到了一个领导人物而感到满意。不要忘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还不到四十岁就被任命为总理了——还是在一个相对“老人当政”的国家里。
此外,格里洛还很很满意手下的这个年轻人能够很好的展现出真实的领导力。但两人的对立还是在抗议的决绝和体制化的逻辑这两种不同的思维之间进一步加深了。
对于,迪马奥来说,他的期待就是将五星运动体制化,并获取权力。在罗马市政选举时,五星运动的一位参议员Paolo Taverna曾做出这样一个奇怪的声明:“让这些格里洛的支持者去治理无法治理的(罗马),这是一个阴谋。”罗马被认为是如此难以治理,以至于她说这是一个有毒的礼物。这次失言背后隐含着的是一部分五星运动成员感受到的疑惑:当我们被推上台时,我们要怎么办?这是民粹和抗议性组织的一个古老困境。只要我们还是反对党,一切安好;但当我们掌权时——不论是市政府、大区政府还是国家政府——我们怎么办?我们如何确认自己与其他党派不同呢?迪马奥认为五星运动可以做到。他总是解释说,如果他们始终做反对党,五星运动就会萎靡不振,失去它原有的直抵人心的强大能力。
在分析到这次选举后的前景时,拉扎尔指出,五星运动党在所有民意调查上都高居榜首。《晚邮报》最近一个民调里,民调机构负责人Nando Pagnoncelli称该党的支持率为29.3%,遥遥领先于其他党派。但五星运动党仍然处在孤立中,而这正是它的问题所在。尽管它完全可以成为选票上的第一大党,但由于选举制度的原因,它无法获得最多的议席。就算它在议席上位列第一,但由于没有盟友,它并不一定就能执政。为了走出这个困境,迪马奥提出了结盟的假设。在我看来,正是这一表态加速了他和格里洛的决裂。这同时也让五星运动的部分核心感到不适——并非是它的选民,而是该组织的核心成员。
Ipsos Italia在2月15日公布的最后一次民调数字(2月17日后禁止公布民调):五星运动保持得票领先
两种可能呈现出来。其一是朝向激进左翼的“自由平等”党(LeU,由前反腐调查法官、参议院议长Pietro Grasso领导的政党联盟),而他们内部也有分歧。这一党团有6%到7%的投票意向。另一种可能是和一个与五星运动有很多共同点的党——北方联盟(Lega Nord)结盟。北方联盟有13%到14%的投票意向。这样做就会摧毁想要主政意大利的中右翼联盟(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北方联盟与意大利兄弟党Fratelli d'Italia)。但到头来,最公认的思路就是:第一轮后没有一个多数党派能够自己掌控议会,于是必须寻求妥协。在这一背景下,五星运动与北方联盟的结盟假设仍然不太现实,但也并不能排除……
Ipsos Italia根据民调结果作出的众议院席次预测:上方为预测的总议席数、中间为预测区间、下方为各党在单一选区多数制中获得的议席估计(另一部分由复数选区比例名单制选出,具体选举制度参见欧罗万象昨天的介绍)
五星运动和北方联盟至少有三个重要的共同点:即对移民的强硬态度、对其他政党的治理无能近乎系统性的批评以及最后一点——可能是这次选举的根本关键点——在欧洲问题上的立场:他们两党都排斥欧洲。但北方联盟已经和意大利力量党和意大利兄弟党签署执政协定。但到头来,协定只对相信它的人有约束力。此外,五星运动党的部分成员来自于左翼,可能将不愿意接受和北方联盟结盟。
最后,对于格里洛宣布退休一事,拉扎尔提醒道:需要慎重看待这个事件。格里洛还没有失去他在五星运动成员心中的光环,远远没有。他的确远离了五星运动。但在意大利,人们并没有就这件事谈论太多。这件事还没有真正进入到选民的想法中,也不会影响到给五星运动的投票。
再说,如果他决定重新回到台前并称迪马奥走错了路,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他魅力、人气和名声都还在。在3月4日选举的次日,如果五星运动的成绩没有预想的好,如果他们开始自问:“我们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吗?”那么格里洛将在一夜之间把迪马奥踢出局。
格里洛仍然可以押注在迪马奥失败上,然后以一种更具抗议性的姿态重振五星运动,找回它发起时的定位。五星运动处在一个过渡期,他们这次是以有望获胜者而非冷门选手的姿态参选的。他们想证明自己比别人更合格,因为他们更诚实。但这都基于参与式民主的想象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