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月8日前后，“中央一号文件”单行本已经出版下发。这也意味着北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总体策略开始进入运转状态。这一计划中已明确强调“农村宗教活动”属于“乡村振兴”计划中“建设平安乡村”的管制范畴，当北京和梵蒂冈正在传出“建交”的迹象时，很多分析人士会下意识的将其与中国的五大宗教挂钩，并加以考量。
但在中国的宗教界人士圈子里，很多人就圈出要点，强调政府主要是打击“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更暗示外界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中国“地下社会”其“信仰”状态的光怪陆离。毕竟，中国乡间的“基督教”或类似的宗教场合往往有一种传统“淫祠”风格。当下中国乡村基层环境下的特殊“宗教”世界也出现了近乎于“地下宗教战争”般的乱相。而这种乱象的根源很有可能是宗教本身难以解决的。
最熟悉的陌生角落
在中国，农村是个很多人容易忽视但却客观存在的巨大空间。随着中国政府于2006年取消农业税，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治理性矛盾固然趋于消解，但这恰恰让乡村的各种社会文化性问题在压力消失后浮上了水面。农民的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精神文化生活等问题也随之聚合，困扰中国各界至今。对这种问题，城市里的教徒或者教会往往影响有限。
在学术界看来，中国的乡村一直存在着植根本土的多元民间信仰传统。直到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它们还以民俗宗教、民间宗教或传承信仰等方式在中国各地农村扮演着族权、神权的维护者身份。这一系列信仰本身和中国流传的五大宗教（即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也有着出发点的差异。
当五大宗教以“修身”为号召时，民间信仰就显出了极为强烈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色彩：除去庇佑信众之外，它们也存在着较高的融合或混乱程度。毕竟，当中国主流文化之一的“中国禅”是释道儒三教混合时，民间信仰也就不太可能有较为单一的文化结构。
1949年后，中共已对包括传统民间信仰在内的秘密结社、民间宗教等都予以限制，大陆环境下的民间信仰就逐渐回归到了民俗学和民间游艺的范围内。中国乡村的基层社会也在中共组织掌控之下。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农村青壮年在8、90年代后的逐渐流失，以及乡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消解和重建，当中共基层体系在乡村逐渐缺位时，原先被压制的、具备一定生命力的乡村宗教体系也就结束了蛰伏状态，其混乱和无序也就再次出现于外界眼中。
当西方世界曾瞩目于河北保定、廊坊等地区数十万“地下天主教徒”时，很多观察家恐怕也得注意到不少中国乡村的信众并非只是虔诚信主。中国的农民对于宗教信仰的要求包括有求必应、风调雨顺。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典型莫过于在传统天主教“教区”陕西汉中，当地农民已经把明清之际前去当地传教的神父方德望（Edennele Fevre）视为有降龙伏虎法力的神仙，进而按土地庙形制修建了“方爷庙”，并不时焚香上供，以求“方爷”救拔。这种中西混合的道统就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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