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
内地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近日撰文批评中国民族主义。他指出，中国人怨恨情结造成「主权大于人权，权力优先于权利」的思维，衍生出「未富先骄，稍强即狂」的问题，民族自尊心使中国菁英排斥西方价值观，「凡是西方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张维迎并认为，怨恨程度是国家发达水准和民族成熟程度的一个反向度量。「中国人的怨恨情结消退之日，或许才是中国的真正崛起之时」。
中国人文经济学会微信公众号今天刊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本月2日撰写的文章，该文同时刊于新浪专栏，文章字数超过7000字。张在文章中罗列了不同国家如法国、俄国人的历史上的怨恨情结，以及怨恨情结所如何影响国家的路向，之后将焦点放在中国。
他表示，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逐渐把效忠对象由朝廷和皇帝，转向民族和国家，但这个转变「没有彻底完成」。
张维迎认为，民族自尊心和怨恨情结，使得大部分中国菁英对西方价值观有本能排斥，「他们（中国菁英）又根据中国原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对西方价值观进行选择性吸收或摒弃。民族自尊心和怨恨情结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西方价值观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不可能将其全盘照收。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总是试图从本土文化资源中或其他不优于自己的国家寻找它的替代品。」
「民族自尊心使中国人排斥西方价值观」
他表示，许多人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视为等同西方世界，「承认这些东西，就等于承认西方各方面都优于中国，让中国人太没有尊严」。这也促使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只讲利害不讲是非」，「有时甚至连利害也不讲，只讲好恶。西方的坏消息就是中国的好消息。凡是西方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西方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张维迎指出，对西方的怨恨情结更使得中国人心中总是憋着一口气，一有机会就想出人头地，所以很容易从「自卑走向傲慢」，国家稍富强了一点，就表现出一种「暴发户」心态，「未富先骄，稍强即狂」。
他也提到，为了国家「图强」和「救亡」，中国民族主义强调「主权大于人权，权力优先于权利」。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名义下，对个人权利的任何侵害都具正当性，「『有国才有家』、『大河有水小河满』仍然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基本观念，尽管这些说法根本不合逻辑。进一步，国家等同于政府，政府等同于政府官员，所以官员的权力总是优先于个人的权利，法治难以形成。」
「怨恨情结消退才是中国的真正崛起之时」
张维迎在文末中提到，怨恨程度是国家发达水平和民族成熟程度的一个反向度量，「中国人的怨恨情结消退之日，或许才是中国的真正崛起之时！」
张维迎毕业于内地西北大学和牛津大学经济学系，之后在内地从事担任学者，2006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2010年卸职。2014年7月7日调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现为北大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维迎去年7月出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毕业典礼，他以《自由是一种责任》为题发表演讲，以发明和创新为例，阐述中国的体制对自由的压抑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并强调推动、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的人的责任。其演讲稿被北大国发院的官方微信帐号刊出后，不到12小时即被撤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