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刻，有人在回想廿三年前七一的子夜：「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另类活动」。今年似乎又是一样了。
有人在怀念去年七一的游行，「真的永远不再？」「和理非」全面失败了？有人在自问：「反廿三条」、「占钟」、「反送中」、「和勇同行」竟然带我们到这个终点？
有人在商量：国安恶法真的杀到了，我们究竟怎么办？
我却整天不能忘记去年七月三日在罗马经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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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六月廿八日教廷出了一份「牧民指示」
Holy See Press Office – Bulletin N0554 – Friday 28. 06. 2019
「圣座关于中国神职人员民事登记的牧灵指导」意、英、中文
（签署的竟是「圣座」，也没有负责人的名，也没有注明负责的部门）。我后来问过当时传信部部长斐洛尼（Fernando Filoni）枢机：「是不是你拒绝了签署？」他回答说：「没有人要我签名。」我又问信理部部长：「那份文件你有否过目？」他回答说：「现在一切与中国有关的事都由国务卿一手包办。」
我以为那是一件很邪恶的文件。廿九日我立即搭飞机去了罗马，卅日上午就送信去圣玛尔大之家（Casa Santa Marta），要求教宗在四天内给我机会「在他面前」和那文件的作者，教廷国务卿帕罗林（Pietro Parolin）枢机切磋、切磋。
七月一日没有回音，我又送信去，附上我对那文件的《质疑》（见本人网志「平安抵岸全靠他」六月廿九日），我质疑这文件绝对不合正统的教会信条，它鼓励信徒进入裂教！
七月二日有人带来教宗的回应说：「你和帕罗林枢机谈就够了。」我说：「我和帕罗林枢机谈，一点也不会有用，请告诉教宗我就这样空手回港了。」
七月三日教宗请我去晚餐，也有国务卿陪随。我以为有机会了。
晚餐很简单，我向教宗报告了香港的近况，帕罗林枢机一句话也没有说。晚餐完了，我说：「教宗，我们可以谈谈那文件了罢。」教宗回答说：「我会关注这事，我会处理这事。」就这样送我到门口。
教宗说他会关注这事，这是我长途旅程的唯一的收获。其实不是，我在那晚餐上感受到教宗对我的亲切，但也看到他有些尴尬。我看出原来那晚餐一定是帕罗林枢机的意思，他用此向我说：「教宗对你亲切，但他不会听你的话，他听我的话，我不答应在他面前和你讨论那《牧灵指导》，他就不会听你的话，你死了条心罢！回去，不要再来了。」
其实，我没有空手回来，我亲眼看到帕罗林枢机正在控制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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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三个月，没有教宗的讯息。九月尾我寄我的书《为了熙雍，我决不缄默》给各位枢机，也附上了一封信，请他们关注这事（九月廿七日写的信二零二零年三月廿一日登在我的网志上）。有几位枢机回覆了我，只含蓄地安慰我并答应为我祈祷。很遗憾的是二零二零年初，刚上任的枢机团团长雷若翰（Giovanni Battista Re）枢机竟向枢机们写信批评我二零一九年九月尾的信。当然他肯定是在帕罗林枢机的催逼下写了那信的，我立即回覆了他（三月一日），稍后（三月十日）也补充了一些分析（见我网志）。
这几天，我见教宗方济各后已是一年了，他还是没有给我任何信息，我本很想写信给他，但我不肯定他会收到我的信，那末放上我这个网志，却可能更有机会有人会传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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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这两年来对中国教会做了三件事：
[1] 第一件事：教廷和中共签了一份协议，关于任命主教的事，是秘密的。
最奇怪的是这协议坚持秘密，到现在我也未能一睹。严格的说，我们对一个我们不知内容的协议根本不能支持或反对。
唯一知道的是这协议是关于「任命主教的事」，方济各说：在这事上「他说最后一句」。没有看到协议中文版，我不敢肯定教宗方济各是否真正明白了中文版说的是什么，是否有清晰的一句，说他是全天主教会最高领袖，所以在任命主教事上他有最高决定权。
其实这协议的实在效果并不明显，关于任命主教虽以前没有成文的协议也早已有两方妥协的方法：找到双方能接受的候选人。所以这些年来，很多地上主教都是双方批准的，教宗的「任命状」虽不能在典礼中读出，也至少能在典礼前，在更衣所，共祭的主教、神父前宣读。
至于这两年中祝圣了的两位主教，根本是在协议签成前很早已双方批准了的。
关于协议即将满期，是否会延期，我们根本无从有意见。
[2] 更严重的是第二件事：教廷将七位非法祝圣而被绝罚的主教合法化了。
不论在文革前或文革后政府勉强了许多神父接受非法祝圣为主教，拒绝的当然被监禁或派去劳改，是生命或死亡的选择。接受了的并非都是「坏人」。
开放政策开始后，尤其在唐高（Cardinal Tomko）枢机任传信部部长期内，很多非法祝圣的主教有机会向教廷承认自己的软弱，申请「合法化」。经调查后，教廷追认了不少这样的主教，主教和教友们都得到鼓励和安慰。
可惜唐高枢机退休后，教廷迷信「东方政策」（向中共让步），有投机份子以任主教为升官发财的机会，渗透了教会，以致有绝不该任主教的人，攫取了神权。有七位这样的非法而绝罚的伪主教，由政府撑腰，多年藐视教理、教规，在爱国会内听党的指挥，甘做奴化教会的勾当。
二零一八年九月教廷不只和中共签了一个秘密的协议，还不清不楚的把这七位主教「合法化」了。
起初我们以为教宗只取消了绝罚，欢迎他们回到教会的怀抱。这当然假设他们对过去的许多恶行忏悔了，向教宗请求宽恕了，但我们却没有看到任何悔改或感恩的表示。
接着我们得知教宗更把那几个教区的主教职权也交给了他们，那是绝对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的，这岂不是把羊群交给豺狼？他们绝对没有表示会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还是向无神政府重申绝对的服从，没有对教宗的慈善表示谦卑的感恩，却到处高唱凯旋：「看啊！我们靠在政府一边是多么聪明，得到了胜利，甚至愚忠于教廷的主教（汕头和闽东）也要给我们让位！」
那秘密协议不是为保证将来中国的主教都真是天主子民的牧者吗？这七位仁兄称职吗？说这样国内的主教都合法了，值得大家高兴庆祝？真使我们摸不着头脑！
在过去的常年期第十三周，我们在弥撒的集祷经常求那召我们作为光明之子的天主，赏赐我们生活在真理的光辉中。但我们已长期被笼罩在迷惑中，我们的质疑得不到解释。
帕罗林枢机说这都是一个旅程的开始。不，这是堕落的终点！
[3] 第三件事：最残忍的，是我前面所述，去年六月尾所发生的事。
帕罗林枢机，以一份牧民指导，完成了他谋杀中国教会的「好事」！
他先把我这片声音取消了（让「教廷关注中国教会的委员会」无声地消失了），又把韩大辉总主教充军去了雅典（正如常年期十三周星期四双数年我们在弥撒中读的亚毛斯先知书：『（贝特耳的司祭）阿玛责雅对亚毛斯说：「先见者，你走吧！去犹大国，在那里你可以讲预言以谋食、求生，在贝特耳不可再讲预言，因为这里是君王的圣所，王国的宫殿。」』）。
帕罗林枢机「一手包办」，完成了谋杀在中国天主教的三步曲。
他鼓励地下的都签名参加爱国会，成为独立自办教会、即裂教、的份子，在同一鸟笼中唱熙雍的歌（见圣咏136）。
他任由中共政府把地下的圣堂充公，归入地上教会，不再容忍地下神职在私人家里为教友举行弥撒，不论地上、地下十八岁以下的不准入圣堂，不准参与任何宗教活动。
当然教廷再不会祝圣地下主教，地下教会就会自然灭亡（或只能存在在「墓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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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关注国安恶法时，我还是「自私地」关注我们教会的事？
不，大众的自由和宗教的自由是分不开的！在大陆没有宗教自由是因为人民都没有自由；宗教失了自由，也就没有能力帮助人民争取自由。
香港丧失自由，教会也不会幸免；教会失了自由，也没有能力和人民一起维护香港的自由。
整个社会面对大是大非的抉择，教会能避免抉择吗？能为了苟安而「躲」在自己「窝」里吗？绝不可能，绝不应该。现在要合一？在哪里？在真理中？在强权下？
还让我们听亚毛斯先知的话（第五章）：「你们应嫉恶好善，在城门口伸张正义，或许万军的天主上主会怜悯若瑟的遗民。」上主并不需要我们的祭品，我们的歌声。他「只愿公道如水常流，正义像川流不息的江河」。
为什么在万国的怒吼中就没有梵蒂冈的声音？难道真的收了中共的钱？为什么不行出来辟谣？
最后，让我们还以先知亚毛斯的预言鼓励我们自己（第九章）：『在那一天我必树起达味已坍塌的帐幕，修补它的缺口，重建它的废墟：使它重建有如往日（光复香港）……在那一天……我必要转变我民以色列的命运，他们必要重建已荒废的城市，再住在其中；栽植葡萄园，饮其中的美酒……他们不会再从我赐与他们的地上被拔除（煲底见！）── 上主你的天主说。」』亚孟。
多谢貌波枢机为人权出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