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济各教宗与《梵中协议》之历史动因 与历任教宗相比，方济各教宗对中国展现出别具一格的亲近情感，这内中有着诸多因素：其来自拉美“全球南方”，对威权统治和社会不公具有直观经验；其矢志效仿简朴亲民的圣方济各（San Francesco d'Assisi），尤其关注边缘群体的艰难处境；更重要的是，作为史上首位耶稣会出身的教宗，其深受耶稣会早期在中国传教传统的启发，尤其推崇利玛窦（Matteo Ricci）的文化适应策略。
众所周知，利玛窦自1583年抵华之后，采取与儒家礼俗兼容的“本地化”方式，深入与明朝士大夫阶层对话。他不仅感化徐光启、李之藻等高官皈依天主教，更赢得明神宗的关注，被誉为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奠基者。方济各教宗对其极为推崇，曾追封其为“可敬者”（venerabilis Dei servus），并多次公开赞扬其文化适应理念。
利玛窦路线的继承者们，如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均将西方科学与数学、天文等知识引入紫禁城，并协助制定历法、参与外交事务，赢得康熙皇帝等的高度信任。但此种文化调适策略并未在教廷内部获得一致认同——道明会等保守派批评耶稣会“纵容异俗”，引发激烈的“礼仪之争”，最终导致教廷禁止“祭祖祭孔”，而清廷也于1723年正式禁教。此后天主教退入中国社会边缘，虽在清末民初略有复苏，但1949年后再次遭遇严厉打压，尤其在“文革”期间几近中断。
自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教廷多次试图恢复与北京的接触。其中，波兰籍的若望保禄二世（Ioannes Paulus II ）借鉴冷战时期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强调秘密谈判、避免对抗，以争取宗教空间。其继任者本笃十六世（Benedictus XVI ）则在2007年写给中国信徒的公开信中，呼吁打破“合法/非法”的身份对立，在良知基础上维护教会合一，并为对话预留空间。
2013年方济各接任教宗之后，在前任们的“耐性外交”的基础之上，更加强调“慈悲”理念、历史感与主动性，因“慈悲的天主形象应奠定我们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Il volto di Dio misericordioso fonda un modo di affrontare l’impegno politico）。其积极推动中梵接触，最终促成2018年《梵中协议》的首次签署，之后亦于2020、2022、2024年三度续签，达成一个十年机制——这是自1951年中梵断交以来的首次制度性交集，亦是“慈悲外交”（La diplomazia della misericordia）的一项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