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社会服务联会根据政府发表的统计数字作出分析，结果显示贫富悬殊情况继续恶化，贫穷人口接近一百二十四万，贫穷率达百分之十八，为十年新高。同时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入息比率在二十年间由二点六倍上升至三点六倍。低收入家庭数目不断增加，M型社会的趋势日见明显，情况令人忧虑。政府的响应却仍是老生常谈，都是再培训、教育和提供更多就业等，但恐怕未能有效改善上述情况。
原因一方面是教育培训多是短期课程，技能只能有限提升，而政府创造的说业机会也只多是短期工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低技术工种的工资长期偏低，即使有工开，收入也很微薄，贫富各走极端的情况又怎可能得到纾缓？近期就算是一些初级文职也走向低薪化。当然政府已经着手制定最低工资，或许有人以为收入偏低情况将可改变，但立法工作需时，短期内难望有什么大成效。同时对工资水平的争议仍然激烈，一些工会人士更担心这个最低工资可能变成真正的“最低工资”，低收入社群最后可能所得无几。但无论如何，能就最低工资进行立法已经显示香港社会向前踏进了一大步，反映市民开始正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情况和对弱势社群的关注。但正如前面所说，立法问题千头万绪，更不要以为一个立法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要解决相当大数目的劳工工资长期偏低的情况，市民的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多年以来，香港一直奉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度向来为全球之冠，已故经济学权威 Milton Friedman 对香港模式更是推崇备至。香港人本身更把自由竞争、市场决定视为金科玉律，只要是市场决定的，一律都无须争议。殊不知今时今日的香港，很多行业已被垄断，自由竞争只是假像，市场早被操控。再说市场经济把劳动力和其它生产因素如土地和资本等同。但在现实世界中，土地在没有用途时可以闲置，资本也是一样，但人在没有工作时就无以为生了。即使有安全网，但纯以供应及需求来决定人的价值是否极有问题呢？更何况正如前面所说，一些行业的供应需求很大程度受人为力量左右。更要注意的是社会成本的问题，环境污染就是明显例子。从前工厂大量生产，对空气、河流和土地构成污染，但工厂毋须付出成本，于是生产成本偏低，工厂过量生产，污染成本由社会承担，商人却获得巨利。现今大多数政府都介入并以税收或规管等方式使企业承担这些社会成本。其实若从相同角度来看，企业在雇佣条件上苛待员工，员工过着工时长收入低的生活，身心疲惫自不待言，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子女培养成长也不无影响。最终也极可能成为社会成本，要由社会承担，整体而言，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怨气上升，繁荣安定从何说起？但有关雇主则袋袋平安。既然我们要求污染环境的企业负责，为什么却放过苛待员工的雇主？
当然，笔者无意把雇主的负责无限扩大。事实上，要追索雇主在雇佣条件上苛待员工所做成的社会成本远比追索污染环境的成本困难得多。首先要定义“苛待”已是近乎不可能的事。再者，员工个人的身心和家庭问题成因复杂，要与雇主“苛待”行为拉上关系颇不容易。为平衡雇主雇员权利，鼓励应比追究责任来得有用。只要我们在概念上认同雇主对员工有一定的责任，忽略这些责任最终会反映在社会成本上。则作为消费者的市民大众仍可发挥积极作用，一如环保行动，当市民支持环保，强调绿色消费，则企业自会竞相以环保企业自居，同样地，当我们都要求购买良心雇主的产品或服务时，企业也会变得特别有良心。故此，让我们从今天起，除了是精明消费者、绿色消费者之外，更是良心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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