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性贫乏是城市性丰饶的必然结果。迅疾而粗野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权势者对性的不知餍足，造成优质性资源的高度集中，城市庞大的剩女群便是被侵入者挤出的人群之一，乡村广大的剩男亦是受害者——他们失去了正常婚配的可能，被迫成为性缺乏者和待婚者。
锣鼓喧天，鞭炮炸响，十三辆彩车徐徐驶入高家村，除了载人的小轿车外，一辆满当当的卡车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冰箱、电脑、电动车、一摞喜气洋洋的被子，……今年春节前，我目睹了邻家娶亲的全过程。
彩礼钱已经上升到四万元（在2009年前后尚在一万元上下），把一个媳妇娶进门，除了这笔越来越高的彩礼钱外，还要送“四金”给女方（金耳环、金项链、金手镯、金钻戒，估价在一万多元，）以及彩电等大件物品——男方买好，娶亲前一天送过去，然后再当作女方的陪嫁运回来，大约需要二万多元，如果再加上盖房的花销，总体花费高达十余万元。
若娶北边邻近山区彬县一带的女子为妻，彩礼钱的数目还将上升到六万元；在陇县地区，则已高达十万以上。
家庭条件好的男子，可以娶到当地女子，家境差的只能花高价迎娶偏远山区女子。家境差到无法支付彩礼钱的，只好打光棍。有一个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将近一半三十岁以上的男子处于剩男状态。
据本村一位资深媒婆说，男方家境的好坏与彩礼钱的多寡呈负相关关系：家境越好，彩礼钱越少，——男方变成了香饽饽，女方害怕过高的彩礼会导致对方变卦。
在当地，因自由恋爱缔结婚姻的比重在逐年增加，但媒婆依然是婚配市场不可或缺的角色。
“现在完全是女的天下，”绛中村业余“红娘”张先生说，“一个女的可以挑选十个以上男的”。这位六十来岁农民的身份是“经纪”，当地人的牛、猪、羊之类的交易，大都由此类民间人士撮合而成，他们以此获得佣金收入。
他的巴掌大的本子上记着各种信息：
某男，一米七，车，房，厨师，有爹娘，体健；
某男，一米七五，大专，娘死，月入三千六百元，比亚迪；
某女，一米六，中专，男方身高须在一米七五以上，有车、房，有存款；……
男多女少，僧多粥少。初二那天下午，他家二百多平米大的院子被相亲的人塞满了。四五个女子，三十多个男子，还有一大帮陪同者。
据他介绍，女方对男方有各种苛刻的要求，包括身高、学历、财产、职业等等，男方则只要求对方身体健康、相貌端正。小本子上记着他从各处获得的信息，一旦有新的客户，通过数分钟交谈，他就可以判定其智力和情商，从自己的记忆库里搜出相匹配的对象来，“八九不离十吧？”张先生去年撮合成了五对，颇有成就感。若自己手里无合适的对象，他就会打电话给该地区其他村里的同道，迅速找到匹配者。
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信息共享的说媒网络，谈成了好处共沾。他们都是利用黄金假期穿针引线，一到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五一”、“十一”、春节，就是他们最繁忙的季节。
前来委托找寻对象的，必须先交一百元“电话费”，不论成败一概不退。牵线拴住一对可人儿，媒婆所得亦算丰厚，从几年前的数百元已经涨到当下的三千元。至于“谢媒礼”，那些结为良缘的男女，会在订婚之后，送上一个三五百元的红包——视心情而定。
到他们这儿找对象的，并不仅仅限于农村。很大一部分是在城里打工，找不到合适配偶，转而回家寻找合意对象的。“昨天就有一对，男的是西安医科大学毕业生，女的是陕西科技卫校毕业，我一看两个人的情况，就觉得有戏。果然，两个人一见面就聊上了，分别时留了电话。”张先生兴奋地说。
最有趣的是，张先生夫妇近水楼台先得月，已经为女儿觅得了佳偶。我访问的初三这天下午，他们还将带儿子去东边的村子去相亲。在西安做厨师的儿子，原本谈了一个对象，他们嫌远，说服孩子与其分手，预备将物色到的一个好女子娶到自己家里来。二十六岁的儿子在阳光下玩着手机，他对即将到来的见面抱有期待，“离家近，父母看上的，肯定错不了。”
几位媒人都为家庭条件不好的男子发愁。据他们介绍，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剩下的女子，丈夫出事的女人，即使拖家带口，也很快就被人娶走。“现在好像正在进行一场抢媳妇的战争!”
性别严重失衡的祸根，不能不归之于一刀切的计划生育制度。因为一胎化政策，许多女婴被作死，上年纪的人经常痛惜道：那时候，壕沟里随处可见她们的尸体。在当地的政府志里，从1979年官方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到2013年，该地区的人口性别比仅仅在不足两个点上徘徊：即在105、7:100—107:100的水平上滑动。负责计划生育的官员在私下场合也承认，男女性别比或许已经超过130：100。专家们的说法是，到2041年，中国将有四千万男子面临无妻可娶的难题。
我调查了本村一个大家族的三代生育史，第一代：六对夫妻生育男孩14人，女孩8人；第二代十四对夫妻生育男孩20人，女孩19人；第三代32对夫妻供生育男孩20人，女孩24人。照这个数据还不能得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结论。但另一个调查或许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考。本村一小组十八户人家，共育有28男20女，有20个男子在外打工，二人娶回外地媳妇；女子都在外面打过工，其中二人外嫁他乡。本来数量差别不甚大的男女，因为大批进城打工的缘故，安分的在城市成家生子，不安分的或被人包养，或成为性工作者，处于漂浮状态，乡村由此而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性短缺。而男子绝大多数都要回家婚娶，能带回外乡女子的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还得在当地寻觅配偶。
乡村性贫乏是城市性丰饶的必然结果。迅疾而粗糙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权势者对性的不知餍足等因素，造成优质性资源的高度集中，城市庞大的剩女群便是被侵入者挤出的人群之一，乡村广大的剩男亦是受害者——他们失去了正常婚配的可能，被迫成为性缺乏者和待婚者。
当城市性泛滥得到有效遏制之后，一大批女子的返乡或许能为老光棍们带来福音？更有可能的是，因为性致富路径的塌陷，更多的乡村女子不再进城也未可知。这是我能想到的“东莞扫黄”的正面价值。
让性贫乏者有性的滋养，让旷夫怨女各得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