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电台讯）圣座常驻斯特拉斯堡欧洲理事会观察员保禄·鲁代利（Paolo Rudelli）蒙席7月28日出席了在意大利罗韦雷托（Rovereto）举办的人权研讨会。他在演讲中概述了教会为促进人权作出的重大努力。
鲁代利蒙席指出，圣座促进人权的国际行动与教会作出极宝贵贡献的历史有关联。现在的人权理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产生，但这人权理论存在两个关键问题：没有承认一个超性基础，以及把宗教自由与任何一种选择放在同一个层面。
谈到20世纪至今历任教宗对促进人权作出的贡献，鲁代利蒙席说道，若望二十三世教宗1963年颁布的《和平於世》通谕乃是教宗训导中论述人权问题的转折点。这位教宗认为，1948年的《普世人权宣言》虽然有些论点引起异议和“有理由的保留意见”，但它“在走向世界团体司法-政治结构的行程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保禄六世教宗1965年颁布了《牧职宪章》，其中论及人权的观点与若望二十三的立场差距不大。在这份文件中，“许多处都提及人的基本权利”。
在若望保禄二世牧职期间，“人权成了圣座航行的指南针”。这位教宗认为，“人是教会的道路”，而“促进人权与教会在当代世界的使命也紧密相关”。宗教自由具有重大意义，在对人权的解释所呈现的矛盾越来越明显的历史环境中，1995年的《生命的福音》通谕“是一项强烈的谴责，一声扞卫生命权利的呼喊”，为尚未出生的胎儿和垂死的人伸冤。
在此之後，人权问题似乎成了不同观点彼此争辩的土壤，这种危险越来越明显。本笃十六世那时强调，我们不能屈服於相对主义思想，因为人权具有一种普世特性。促进人权“仍是促进和平建设及民族发展最有效的策略”。
教宗方济各一直都很关注人权问题，总是以象徵性的行动和举止作为起点，例如：出人意料地探望兰佩杜萨（Lampedusa）岛的难民；在深受贫穷和战争折磨的中非共和国开启首道圣门。这种从现实出发的做法也告诫我们，应警惕从西方文化异常发展出来的“意识形态殖民化”，所谓的社会性别论就是一例。
鲁代利蒙席最後表示，教宗方济各的做法对基督徒具有重大影响，同时，“也在国家和国际政治领域受到极大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