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沃依提瓦（Karol Wojtyla）这个生于90年前，即1920年5月18日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人，在1978年10月16日当选教宗时，看起来与医生是无缘份的。可是，1981年5月13日这一天，一切都改变了：枪弹没有夺去他的性命，却使他硬朗的身体严重受损。从那时起，若望保禄二世也成了一个“与痛苦有缘的人”：帕金森和骨关节病逐渐限制了他的行动，使他成为自己躯体的囚犯。尽管如此，教宗还是继续他的使命，他无意遮掩自己的病痛。他这样做，不是为出风头，而为使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价值，都能起到作用，病人或有残缺的人亦如此。他在世生活的最后几个星期是在走上加尔瓦略山。他不但教导我们如何生活，也帮助我们懂得如何面对死亡。他的私人医生雷纳托·布佐内蒂（Renato Buzzonetti）那段时期就在他身边。这位医生在若望保禄二世刚被宣布为真福后，接受了«罗马观察报»的访谈。
您做过三位教宗的医生，您的职责是什么？
圣父教宗私人医生的任务，就是留意教宗的健康情况，帮助他预防和治疗疾病，必须尽可能在他活动的各个阶段跟随他。在这项必须小心翼翼的服务中，教宗的医生要依靠梵蒂冈城国政府的医疗卫生结构，在罗马城外时，要与地方医疗当局合作。
您头一次见到若望保禄二世是在什么时候？
那是在王宫大厅，他首次从圣伯多禄大殿中央敞廊上降福信友们几分钟后。那时，我是选举教宗会议的医生，领导一个医疗队为参加会议的神长们提供医疗服务。教宗从西斯汀圣堂走出来的时候，他头上那顶崭新的白圆帽浮在围住他的快乐枢机及神长们的红方帽当中。他在王宫大厅停下片刻，向出席选举教宗会议的神长们致意。肯定有人告诉他我同当时的德斯库（Deskur）蒙席有多年友谊，这位蒙席健康情况严重恶化，住进杰梅利综合医院。若望保禄二世走到我面前，一手放在我的肩上，向我询问他这位老朋友的消息。他并请我打听德斯库蒙席病情的最新进展。不过我告诉他，选举教宗的会议尚未闭幕，电话是打不出去的。可是，他仍坚持说：“您照样去了解。”那一天，我万万没有料到，就在几个星期后，圣父召见我，请我担任他的私人医生。自1965年起，我就在梵蒂冈政府的医疗队兼职，那时，我还在意大利一家最有名的国立医院任职，所以，我在梵蒂冈的服务不是全时的。并且在此之前，我连卡洛·沃依提瓦的名字都未曾听过。
请您谈谈成为这位新教宗私人医生的经过？
那是在1978年12月29日下午，我正在圣卡米洛（San Camillo）医院工作，出乎意料地接到圣父私人秘书处的约翰·马吉（John Magge ）蒙席打来的电话，请我去他那里。傍晚，我来到教宗寓所，心想大概蒙席有点感冒。我被带进一所小会客厅。稍后，若望保禄二世在两位波兰籍医生的陪伴下走进来，令我大吃一惊。他让我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对我说，他愿意任命我做他的私人医生。于是，他开始向我讲述他的病例，日期和数据非常确切，虽然那时他仍很健康。那天晚上，他请我留下用晚餐。第二天，我给教宗的私人秘书斯坦尼斯瓦夫·齐维兹（Stanislaw Dziwisz）蒙席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接受教宗的聘请，而且，只要教宗愿意，我也可以随时辞职。
从那时起您就跟随若望保禄二世，在他旅行时也寸步不离。请谈谈你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很注重坦率。在我这方面，始终有一种儿女尊敬父亲的情怀及诚恳相待；在教宗那方面，他的言行总是有一种热情、信赖、朴实、透明和善意。
作为病人的若望保禄二世又是个怎样的人？
沃依提瓦教宗是个顺服的病人，他认真对待疾病，愿意知道使他患大小病的原因，但不像许多病人那样有过激的好奇心，尽管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描述自己病痛的症状时非常确切。他这样做是下定决心，愿意尽早痊愈，何止是恢复工作，更愿意回到他的小圣堂祈祷。这种态度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若望保禄二世在痛苦面前从未沮丧过，他勇敢面对疾病，有意识地予以接纳。同所有病人一样，他也不喜欢打针，却知道忍耐，好早日康复。
若望保禄二世以前是个非常健康的人，浑身散发出一种活力，看上去与医生无缘，可是，遇刺事件改变了一切。您能谈谈那个骇人事件吗？
对1981年5月13日那个事件的报导，世人皆知。不过，我愿意叙述一件事：若望保禄二世被送到杰梅利医院经过5个小时的手术醒来之后，第一句话就是：“同巴舍莱（Bachelet）一样。”我赶紧回答：“不，圣父，您还活着，而且继续活下去。”我想，他提到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位意大利司法委员会副主席在1980年2月12日被红色旅谋杀致死的事件，对他打击太大了。教宗认识巴舍莱，这位先生曾任意大利公教进行会全国主席，也是圣座平信徒委员会委员，而当时的沃依提瓦枢机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在维托里奥·巴莱舍（Vittorio Bachelet）遇害几天后，教宗在圣伯多禄大殿为他主持了一台隆重的追思弥撒。
以后，若望保禄二世患了巴金森…
我注意到他有巴金森的症状是在1991年左右。我想，教宗自己并未发现自己何时患上这个疾病。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观上低估了令他感到困扰的一些症状，只是在稍晚的时候才开始询问令他颤抖的原因。我告诉他，颤抖是精神系统疾病的明显症状，虽然有严重不便，却不至于死亡。很快，他对自己身体的平衡不再有把握，令情况变得不稳定。骨关节的疼痛令教宗的生活变得更加麻烦，右腿膝盖尤其严重，令他无法长时间站立和行走自如。这两个症状纠缠在一起，又相互影响，使若望保禄二世走路时必须使用拐杖，以后又需要用合适的座椅和能活动的踏脚板。
教宗如何忍受病痛和行动自由受到限制？
身体上的痛苦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更加强烈，可是，他更大的痛苦是精神上的。他是个背负十字架的人，有勇气和耐心接纳一切，从未要求用镇静剂，即使在临终时也如此。他成了不能动换、被固定在床上或扶手椅上的人，失去身体上的自主，这尤其令他痛苦。他再也无法自理，全身虚弱和难以忍受的漫长岁月与他为伴：无法走路、只能费力地用微弱的声音说话，呼吸也变得困难且有时中断，饮食越来越困难。那一年年难以忘怀的世界青年日大会师、在国际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登山、滑雪假日、到克拉科夫和罗马的堂区进行辛劳的牧灵访问，变得那么遥远。十字架的时辰一旦来到，他二话不说，欣然接纳：Vexilla regis prodeunt（基督的十字架颂）。
教宗从不向痛苦低头。我愿意强调一个特别时刻，那是个令他惊讶和焦虑的时刻：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天，刚做过气管切开手术，他从麻醉药中醒来，尽管事先同意做这个手术，却意识到不能够说话，他突然间又要面对痛苦不堪的新现实。他在一块小写字板上颤抖地用波兰字写道：“你们给我做了什么。全属于你。”他意识到自己生存的新情况，这个情况急转直下，突然而至。但是，他的意识立刻又被托付给圣母玛利亚的行动所提升。
时而传出教宗“逃出”梵蒂冈的消息。医生也参加了教宗的“出逃”吗？
是，我也参加了。头几年去的是离罗马不远的山区或海边，我们长途步行或用好几个小时滑雪。随着教宗年岁增长，步行的路程逐渐缩短，远足以乘车走一段路程作为开端，行程结束时，找一块地方坐下休息很长时间。我们在尚未积雪的山脚下，面向一片空旷清秀的景色搭起一个帐篷，坐在帐篷的阴影下一起用随身带来的午餐。太阳落山时，在踏上返回罗马的路程之前，教宗喜爱听他的一小队随员唱的山歌。每当这时，护送他的梵蒂冈宪兵和意大利警察也跟着唱起来，我却担任这个在若望保禄二世开怀的目光下临时组成的歌咏团的指挥。在这些神速的“出逃”中，我特别记得2003年5月到阿尔奇纳佐（Arcinazzo）附近山上的那一次。教宗右腿膝盖痛得厉害，不听使唤。他问清楚了自己的健康情况后，对我说，我必须“一辈子”做他的医生。显然，我没有忘记那一天。我也没有忘记在瓦莱达奥斯塔（Valle d’Aosta）度过的最后一次暑期。那是在2004年7月，我们到了库马约尔（Courmayeur）附近的Prat Sec，当时正是三伏天，在一块绿草地上我再次向齐维兹蒙席提出为教宗服务了26年后该辞职的事。他回答我，我不该也不能辞职，因为这是教宗的意愿。他并且向我吐露，教宗在每天的弥撒中都记起我。我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
若望保禄二世是您的病人，可他也是教宗。对他的灵性生活您有什么感受？
沃依提瓦教宗过着与上主密切结合的生活，这种关系来自持续不断的祈祷和作默想。他有钢铁般的信德和将波兰浪漫主义和斯拉夫神秘主义相混合的灵魂。他有深邃的智慧、做事果断、有综合能力、记性好，更有爱、分享、宽恕这些福音精神。
同教宗的私人秘书和修女们一起，您是在教宗的最后时日照料他的极少数人之一。您的记忆里留下了什么？
那些日子在我一生中留下深刻痕迹。我忙于份内工作并且痛苦地分担在我眼皮底下走向终点的这个人性和信仰上的悲痛事件，沉重的责任压在肩膀上，此时我只能与受苦的圣父在共融中不间断的祈祷。最后几个小时，我和我的医生同事们观察到教宗的病已无法好转，情况正在向最后阶段发展。我们的抢救是在耐心、谦恭和谨慎中进行的，而这场搏斗极为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会以失败告终。技术上的合理、医生的良知和智慧、明显的亲情持续不断地由敬重这个处在痛苦中的人所引导，他没有接受任何积极治疗，令人不免心生怜悯。对一个有信仰的医生来说，一个人的临终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时刻的写照。每个人有自己的创伤，戴着自己的茨冠，结结巴巴地说出最后一句话，然后将自己交在别人手里，而这个别人也就不知不觉地重复着圣母玛利亚、热心的妇女们和阿黎玛特雅的若瑟的动作。若望保禄二世的去世对我触动更深。他已经抛开了一切，度过了与病魔战斗和享受光荣的时刻，在贫穷和孤独的朴实无华中来到天主跟前，与祂相遇，准备将王国的钥匙交还给祂。在那个震惊世界和悲伤的时刻，我仿佛站在提比黎亚湖边。历史似乎返回零点，基督正在召叫新的伯多禄。
文本源自梵蒂冈广播电台网页 http://zh.radiovaticana.va/articolo.asp?c=79154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