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经常强调基督信仰与传教使命紧密相联。传教并非劝人改变宗教信仰，而是与上主建立密切关系，使我们的信仰生活成为祂救恩的可见工具，做“祂子民的酵母”。
教宗方济各步他几位前任的后尘，将于5月24至26日到圣地朝圣。圣经谈及的圣地，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约旦河流经以色列和约旦，由北到南，“像赫尔孟的甘露，时常降落在熙雍山”（咏133：3），使生活在东西两岸的人常受降福。它因此令人想到由伊甸园流出的河流（参创2：10，13）。
耶稣在约旦河受洗，这是祂被敷油履行默西亚使命的重大事件，是祂宣讲福音喜讯的开端（参宗10：37-43）。耶稣的受洗与我们受洗的意义截然不同；祂的受洗不是我们受洗的缩影，我们的受洗是彰显祂受洗的圣事。因此，教宗方济各到约旦河朝圣，不是为庆祝我们受洗，而是为纪念耶稣的受洗事件。藉着耶稣的受洗，我们的受洗成了在教会内为世界得救贡献力量的圣召。我们领洗不是被动地“藉着圣化的恩宠成为天主子女”，原罪获得赦免，而是跟随敷了油的耶稣，积极参与祂的传教使命，为福音为耶稣作证（路24：48）。我们受洗不是为得救，而是因耶稣得救。
教宗方济各到约旦的朝圣之旅为我们提供良好机会，深入了解圣地的基督信徒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为福音作证：
要了解基督信徒在阿拉伯世界中的信仰见证，首先需要知道他们在那里担任的文化角色。今天，整个世界受“全球化”冲击，在“世界村”的招牌下，大有建立新的“世界文明”之趋势。其结果已显而易见：战争和紧张局势升级、人与赖以生存的社会及其发展陷入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祖祖辈辈生活在中东并为建设那个地区出力的基督信徒也受到冲击：伊斯兰世界开始将基督信徒的传统生活与西方世界的生活作风、道德危机及执政方式划一，这是中东基督信徒受到的最严重伤害。
在教宗方济各前往圣地朝圣的背景下，耶稣会士萨米尔（Samir Khalil）神父探讨阿拉伯基督信徒在中东的身份认同的著作对我们将有帮助。他谈到：“在伊斯兰征服之前，在我们这些地区，即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建立了3个重大的文化中心。在亚历山大、贝鲁特、安提约基亚、埃德萨、尼西比、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直到伊朗，有闻名天下的学校，那里教授哲学、科学、法律和神学课程。那时，希腊、叙利亚和科普特基督信徒往往能操两种语言。拉丁语在西方使用，阿拉伯语在穆斯林世界则是流通的语言。希腊语是文化人进行交流的通用语言，在商业上则使用叙利亚语。”
“从第5世纪起，厄弗所大公会议（公元431年）和加采东大公会议（公元451年）召开之后，教会分裂成3大派别：聂斯多略派、雅各伯派和梅尔基特派。这些不同神学观点的背后，有着文化上的分裂。叙利亚、科普特和亚美尼亚这些地方文化的兴起，激起潮流，抵制占主导地位的外来文化，即希腊文化。”
“从第5世纪起，随后尤其在第6和第7世纪，将希腊文作品翻译成叙利亚文的工作形成一种广泛运动；在其它地区，也翻译成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科普特语和埃塞俄比亚语。一些教授医学、数学、物理和神学的学府由此应运而生。翻译希波克拉底（Ippocrate）和盖伦（Galeno）、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和柏拉图（Platone）以及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o）著作的工作生气勃勃地展开，将希腊古典财富传授给当时在那个地区流行的叙利亚语世界，并作出评论。”
基督信徒在阿拉伯世界走过的历史行程说明，虽然他们牢固地根植于本身文化，却向其它文化持开放态度。可见，扎根和开放是他们信仰历程中的两个特征。今天的基督信徒也必须具备这两个特征：深深地植根于自身的文化，不失去身份认同，也要向世界和其它文化开放。今天，中东的基督信徒在两个宗教、两种思维、两种文化间充当桥梁作用。萨米尔神父认为：“没错，他们是基督信徒，而在文化上他们也是穆斯林。”在语言、风俗和行为举止上，更是如此。基督信徒与穆斯林的区别不在于他们的阿拉伯文化根底浅，而在于他们向其它文化开放。
因此，基督宗教在中东的基本功效就是文化分辨：分辨出周围文化中积极和使人更充实的因素，把它们吸收进来，与之交流。接纳一个事物不是仅因为它是外来的；拒绝一个事物也不能出于同样理由。无论接纳或拒绝，都要评估中东与西方世界之间存在的经济、文化、宗教、政治上的各种因素，使外来成分与本身文化融合，从而建立一种新文化，一种本身文化的延续和充实。相对而论，与其他人交流自己的文化，告诉他们自己传统中有哪些最佳成分，使他们也能建设一种新文化。文化不是一座大厦，一块石头。它是生活，不断在演化中的事物。基督信徒常是许多世纪以来各种文化重生的动力。
文本源自梵蒂冈广播电台网页 http://zh.radiovaticana.va/articolo.asp?c=80068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