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飞往美国的专机上，教宗谈到了对他讲话的批评时强调，“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教会社会训导”。禁运问题“希望能够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持不同政见者：“有人应邀参加了主教座堂的活动。没有任何人这样介绍自己，我没有听说有人被捕”。和菲德尔“谈到了《愿祢受赞颂》通谕和他的耶稣会老师”
ANDREA TORNIELLI
古巴飞往美国的专机上（DAL VOLO SANTIAGO DE CUBA – WASHINGTON）
“你们问我是不是天主教徒？如果有必要我可以背《信经》……”。教宗方济各在从古巴圣地亚哥飞往美国华盛顿的专机上回答记者提问，这样回答了他是“共产党”甚至是一名“反教宗”的教宗的指控。“我所有关于经济问题的言论都在教会社会训导内”；禁运问题，教宗“希望能够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
您怎么看美国对古巴的禁运？会在美国国会提到吗?
美国和古巴正在为此谈判，两国总统都谈到了这一问题，我希望能够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至于圣座关于禁运的立场，历届前任教宗都曾提到，不仅是古巴禁运。教会社会训导也谈到了。我不会在美国国会特别提到这一问题，但是，会提及所有推动和睦相处进步的协议”。
提说五十多名持不同政见者被捕？您愿意见他们吗？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我没听说被捕的事。另外两个问题很狡猾。我喜欢和所有人相遇，所有人都是天主儿女、每一次见面都会使人丰富。我不会见是很清楚的。不仅是持不同政见者，其他人也不会见，包括国家元首。我是访问一个国家，没有安排任何会见。圣座大使馆给持不同政见者团体的某些人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什么时候到主教座堂，愿意问候他们。但是问候时，没有人说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我不知道他们在还是不在。我问候那里的所有人。如果在那里见到他们，我不知道会说什么，因为我会说当时想到的。
您为什么决定不见持不同政见者？天主教会可以发挥帮助他们的作用吗？
我没有私下见任何人，当时还有一位国家元首要求私下见面。古巴教会列出了要求大赦的监狱犯人名单，三千多人获释，其它的案例还正在研究中。古巴主教团主席告诉我，有人对我说：如果取消终身监禁就太好了！……另一个假设是每一到两年进行一次大赦。教会正在努力、为此付出了努力……。我并不是说这三千多人都是教会名单上的，不是。但是，教会列出了一份名单，要求赦免，并将继续这样做。
菲德尔∙卡斯特罗执政的几十年里，天主教会承受了许多苦难。您同他见面时，是否感到他有些悔改了呢?
悔改是内心深处的东西、是良知的。我们谈了《愿祢受赞颂》通谕，他十分担心环境问题。这是非正式的会晤，他的家人也在场，还有我的随行人员。我们谈到了通谕。至于过去，我们谈到了耶稣会公学、他们怎样让他干活。
短短几年里，三位教宗访问古巴。是因为古巴“病了”、被什么煎熬着？
不是的。若望∙保禄二世那是历史性的访问，但是正常的：他访问了许多攻击教会的国家。第二次是本笃十六世，那一次也是正常的。我的这次有些不同，因为开始是到美国，到墨西哥与美国接壤的边境。但是，到墨西哥不到瓜达卢佩圣母朝圣地是不行的。十二月十七日，古巴和美国经过了一年的谈判后摆脱了僵局关系。我说：我们从古巴到美国。不是因为其它国家有什么不好，不能这样解释。例如，我想访问巴西，若望∙保禄二世去了三、四次，巴西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病”。我很高兴能够访问古巴。
您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些揭露也激起了奇怪的反应：美国社会有些领域质问教宗是不是天主教徒……
一位枢机告诉我说，一位女士找到他，十分担忧、十分虔诚的教友。但也是很僵化的、好人。……她说敢肯定方济各是“反教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穿红色的鞋，也就是教会社会训导里讲的。这是她的回答。至于是不是共产党：我肯定从没有说过任何教会社会训导之外的东西。上一次也是在飞机上，你们的同事问我关于民间运动团体问题时问我‘那教会听你的吗’？我回答说，‘是我听教会的’，这一点我想是不会错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解释的。或许有些东西给人的感觉可能太‘左’了。但是，那也只是诠释的错误。我关于这一切的说法，《愿祢受赞颂》通谕和经济帝国主义，都是教会社会训导内的。如果有必要我可以背《信经》，我可以做……”。
您不久前的美洲之行期间强烈批评了资本主义体系。但对古巴的共产主义体制却是温和的。为什么？
我在古巴的讲话中谈到了教会社会训导。但是需要纠正的东西我说的很清楚，没有任何含蓄。至于野蛮的资本主义，我并没有比《福音的喜乐》宗座劝喻和《愿祢受赞颂》通谕讲更多。我写的已经足够了。古巴之行充分体现了牧灵，到一个公教团体中去、和基督徒在一起，也和善心人士在一起。我的讲话都是弥撒讲道。还有与青年见面，有的是信徒有的不是，信徒中也有不同宗教信仰的。那是充满希望的讲话 、鼓励对话寻求将我们共同联系在一起的。这是非常牧灵的表达方式，而通谕涉及的则是技术性更强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