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廷信理部于二零一一年五月给所有主教团发出一封重要的通函，旨在按照教宗方济各于二零一零年订立的「新准则」，「协助主教团制定处理神职人员性侵未成年人案的指引」。
通函要求各主教团草拟指引，或修改现有指引；又提供指示，以确保准备这些文件时，涵盖所有要点；及要求指引的文本在一年内提交予信理部，以便作出评论。
指引的目的，首先当然是要保护未成年人，但也为确保每一个主教团的主教在这范畴上有一个共同的方向。
为帮助主教团和修会团体了解此问题的不同面向，并借着制定指引及其他适当的措施以便他们在本国面对这些问题，于是在二零一二年，举行了一场国际研讨会。
研讨会在宗座额我略大学举行，并获罗马教廷──特别是信理部和主教部──支持。研讨会的主题为「走向愈合与更新」。
很多专家，以及最重要是，来自一百一十个国家的主教团代表，以及卅五个修会团体的总会长，均有出席研讨会。研讨会由汉斯．措尔纳（Hans Zollner）神父统筹。
与此同时，额我略大学心理学院成立了「儿童保护中心」。其主要目标为培训人员，专门防止性侵，以保护未成年人。
几年来，该中心已开办了多个文凭课程，最近新开设「保护儿童」硕士课程。
该中心还已发展一个远程网上学习课程，特别针对教会的某些地区，例如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在这些地区，投放在保护未成人的范畴上的资源和人员都较少。而中心与当地机构合作，配合不同文化的需要以完善课程。
就指引的筹备工作而言，很多主教团都没有遵守时限；不过，随着时间流逝，几乎所有主教团都已准备他们各自的指引，并把指引呈交信理部和收集意见。
呈交上来的指引文本，其结构和关注幅度各有不同。
我们必须指出，信理部严格要求「处理神职人员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即基本上，是如何在案发后采取行动、如何应对紧急情况，以及如何加强注重神职人员的甄选和培育。
然而，经验和反思让许多主教团扩阔视野，并制定或重新制定指引时，使之涵盖范围更广和包含的内容更多、弄清侵犯的不同面向及团体内权威与权力关系腐败的本质、侵犯者的人格特征、危机的征兆等等。
通过这种方式，以及表明在面对已发生的性侵案时应如何处理，都为真正的预防行动奠定了基础。
而这些是通过团体内不同部份的培育与合作，以及教会机构彻底克服其封闭、隐瞒和自我保护的姿态而得以实现的。
然后，从性侵的戏剧性经验开始，该指引已成为教会团体转化和更新所需的文件。
圣座教宗方济各
教宗方济各继续果断地走在其前任所开展的道路上。
从二零一四年第一次于梵蒂冈「圣玛尔大之家」，即教宗的住处，教宗跟数名受害人一次长时间并令人感动的会面开始，教宗都亲自参与，并会见那些遭神职人员性侵的受害人。
自首次会面以后，还有多次的会面，有的是在他外访期间；有的是私底下再度安排在圣玛尔大之家。
教宗方济各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于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宣布成立「宗座保护未成年人委员会」这新的机构，并由若望．奥马利（Sean O’Malley）枢机担任主席。
其目的并不是处理个别的性侵案件，而是研究和提出适合在教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上，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方法和解决方案。
从两名代表性侵受害人的成员辞职可看到，该委员会走的路并不平坦。
委员会须在跟罗马教廷各圣部的权限上厘清其职能，并在欠缺重要资源的情况下，制定高要求的工作时间表。
然而，委员会也有一定的成果。
有三个例子可足以说明。首先委员会的「模式」已包括了我们上面提及的更广阔视野，而这模式也已被应用在主教团的指引内；其次是，就每年在罗马举行的新任主教培育课程，委员会也作出了贡献；最后是，其建议订立为性侵受害人而设的祈祷日。
从这问题的教会法和程序观点来看，教宗方济各发表了两份文件。
二零一六年六月四日颁布的《如同一位慈母》手谕，是面对教会问责这复杂问题的重要一步。
尤其在公众讨论中，特别是在美国，这问题不断地被提出，即是如何制定程序处理对主教的指控，而所指的并非单是性侵未成年人的罪行（这些随着教宗之前的授权，其实已由信理部负责），而是与性侵案相关的其他严重不当行为（譬如是隐瞒案情）。
教宗方济各的另一份司法文件，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日的圣座答书。该文件要求在信理部设立一个部门，负责审理神职人员就「最严重的不法行为」判决而提出的上诉。
这个由希克卢纳（Scicluna）总主教担任主席的部门，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定期执行其职能。
但方济各完全明白到，在保护未成年人的议题上，教会在社会里有其协作和共负责任的角色；这必须跨越视这议题只为架构「内部」的问题，而要超越忏悔的障碍去到最广阔的层面，在现今充满问题的世代里促进保护文化；而现今的问题，当中很多是包括来自新数码文化的。
对这问题关注的一个例子，是「在数位世界中儿童的尊严」国际大会。大会于二零一七年十月四至六日，在宗座额我略大学举行。由上述的「儿童保护中心」与大型国际网络「我们守护（WePROTECT）」和「Telefono Azzurro」（意大利儿童电话热线）合办。
大会闭幕时宣读了一份「有关数码世界内未成年人尊严的罗马宣言」。此宣言获教宗方济各的支持，他于二零一七年十月六日，就此主题向与会者发表非常重要的演讲。
澳洲和智利的个案
在教宗方济各任期内，最大的危机冲击了澳洲的教会和智利的教会。
在澳洲整个社会，特别是在天主教会及其机构内，激烈讨论性侵未成年人问题已有多年，但都只有总主教斐理伯．威尔逊（Philip Wilson），因为隐瞒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性侵罪行，而于二零一八年五月被民事法庭判有罪。
自二零一二年以来，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在全国进行深入调查（在可能的最高层中），并举办了多个听证会；为此教会最高当局也被传召，其中包括乔治．佩尔（George Pell）枢机。他更因此从罗马飞返澳洲，同时为其他的指控作辩护。
最终报告于二零一七年发表。内容提及案件的严重程度和数量之多，以及所遭遇的性侵情况，令人震惊，尤其是在天主教团体和机构内发生的。该报告也提出一些给予教会的建议。
建议当中有许多是很值得考虑的，但其他却被主教们判断为不可接受，特别是质疑告解圣事保密的一项。
天主教会的架构与法律如此有系统地遭民主国家的民事当局批评，也许是史无前例的。
不仅是涉案的个别人士被判有罪，而是整个教会被要求对自己及其准则作出辩解；而且不仅要在公众舆论面前，还要在代表国家的当局面前。
我们需意识到，澳洲的个案大概将不会是个别的，正如很多类似的情况（如美国的）正在形成一个持续的趋势。
然而，最深刻影响和直接牵涉教宗方济各的，是智利的个案。
这危机的核心人物是费尔南多．卡拉迪马（Fernando Karadima）神父。数十年来，他一直被视为具有魅力和权威的精神领袖，也是一位杰出的司铎神师，由他培育出来的神父，有些已升任为主教。
神父后来被控性侵，但却长期无人相信遭其侵犯的受害人的供词。直至二零一一年，经过一个常规的教会法程序后，罗马教廷才认定他确实有罪。
由于卡拉迪马神父及其追随者所扮演的角色，导致教会内存在严重的分歧，而张力集中于奥索尔诺教区的胡安．巴罗斯（Juan Barros Madrid）主教身上。即使教宗方济各在二零一八年初访问智利，也未能解决这些问题。
教宗承认自己犯了错，低估了问题；而道歉本身是前所未闻，让人敬佩。
期后，他以极大的决心和连串的行动，直接处理这情况：委托希克卢纳总主教开展新的调查；私下会见了指控卡拉迪马的受害人；并召集整个智利主教团在罗马开会。会议在喧闹声中结束，主教们集体向教宗辞职。
教宗方济各后来接受了部分主教的辞职，这令主教们的声誉受到莫大的损害；他亦要求两位犯了性侵罪的老主教──方济各．若瑟．考克斯（Francisco José Cox）和马尔科．安多尼．奥德内斯（Marco Antonio Ordenes）──还俗。
卡拉迪马在九月被教宗撤销其神职身份：在他的案件里，滥用职权、滥用良心和性侵之间的联系尤其明显，而带给全国教会的后果是非常严重。
这是在这背景下，教宗方济各就性侵议题发表最新的两份牧民文件。两份文件有着密切的关连，而且非常有力：二零一八年五月卅一日的《致智利旅途中的天主子民的信》及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日的《致天主子民的信》。后者在他访问爱尔兰前夕发表。爱尔兰是另一个深受性侵未成年人事件影响的国家，教宗在当地会见过几位受害人，并在世界家庭会议期间再次谈及这议题。
至今，教宗方济各不再纯粹谈论「性侵」，而是「性、权力和良心的滥用」。
教宗在一个更广阔并有系统性的关系背景下，看待性侵全部的问题。而这关系背景存在于教会团体内部及其腐败中，特别是当权威是以权力而非服务的形式存在时。
指导方济各的教会愿景，是我们现在都认识到的：在旅途中的天主子民由圣神引领，是一个「众议（synodal）」的旅程，当中所有信徒都是共负责任的，而且需要果断地对抗各种的神职主义。
解决这个因性侵现象而触发的危机，成为教会推行真正改革一个具关键性的考验。这改革不应该是表面的，而是要触及深处，按照福音来把关系与行为更新和净化。
期望与前景？
在二零一九年二月举行的会议，并非由零开始；但这无疑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会议旨在为更新而迫切向前迈进的步伐，提供强而有力的推动力。
如以上所讲的，迄今为止所获得的教训和经验有很多，但也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让我们总结主要有那些部分。
尽管在某些国家已做了很多工夫，大大减少了性侵案的数目，并制定了有效的预防和培育项目，但我们还需要承认，在很多其他国家，几乎没有做过任何工作。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而在这些个案中，采取果断行动的渴求是巨大的。
各主教团、主教们及修会总会长们，必须感到自身有责，并且知道他们必须在天主、教会及社会面前，说明自己的责任。
在许多情况下，问题所带来的严重性及其所引发的痛苦，似乎未被察觉。
这需要不仅在理论上，而且要在经验和情感方面，意识到施加在受害人身上肉体和精神的创伤。这将激发我们采取行动，克服惰性、恐惧和抗拒，这些都是危险的。
有时候，有一种错觉，以为此问题主要是「西方的」或「美国的」或「英语系国家的」。天真的人抱持不相信的态度，认为在他们的国家，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
事实上，细心观察，其存在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有时候是潜在的，但总能够在未来惊人地爆发。有需要正视现实，在这方面，更多的资讯将大有帮助。
对「神父」这样一个人物的反思，仍然是重要的。圣召的关顾和选择，以及司铎初期和持续的培育，也同样重要。抱持服务而非权力的观念，以促进更新教会的关系，这些都必须是任何正在的改革的核心。
新颁布的《司铎培育基本方案》正朝着这方向出发，但仍需要把它付诸实行。
透过逃避困难和不舒服的情况及把真相最小化和隐瞒，以保护自己和教会制度的倾向，是要坚决被反对的。要完全拒绝所有形式的撒谎。
我们需要学习在教会团体内外，清晰地和具透明度地沟通，以重建信任和公信力。
从真理和正义的角度，我们也要发展和培养与民政当局的关系和合作。
诚然，在不同的国家，他们的法律和权威有很大差异，故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譬如制定指引时。
但教会必须表现出其致力于保护未成年人和容易受伤者的工作，并务实和谦逊地尽其本份。
在世界的一些地区，或有大量贫穷、剥削、移民等问题，要认识性侵问题，必须要在一个更阔的框架内；这是一个对未成年人进行暴力和剥削的框架，那些暴力和剥削是如此的严重和普遍。然而，把性侵问题抽离于其他方面来处理，似乎也是不当，因为需要治疗的，是未成年人的整体状况。
因此，有必要将性侵视为重要的──而非孤立的──「即弃文化」是悲剧的问题，伤害著弱小者。
有些地区，由于主流文化的限制，难以谈论性和性行为。在许多非洲和亚洲国家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
不过，这方法须跟我们习以为常用的方法，或对其他文化有用的方法，有所不同。
教会内文化差异的因素，及如何借着共同取态及适应不同情况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无疑是这次主教会议面对的巨大挑战之一：聆听和互相尊重是至关重要。
这也是「众议精神（Synodality）」。
资源和技术上最贫乏的教会，需要来自较强的教会和罗马教廷的有效帮助。
保护未成年人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可让教会之间合作，并交换经验和做法，以及善用经济资源。
从罗马教廷到主教团、教区、修会团体的服务来看，这次会议将是一个特殊的场合，去聆听问题和需要、反思目前教会法内容和程序的完备性、厘清权限，以及弄清不同圣部和教会机构的工作。
总括而言，谈论神职人员性侵，总是令人痛苦和厌恶的。
有时候，即使在教会圈子里，总会听到：是时候改变话题了；太关注这话题是不对的，因为问题正变得沉重和被夸大。
但这将是错误的道路。
如果没有从所有方面去面对问题，教会将继续面临一个接一个的危机，教会及所有神父的公信力将持续严重地受创。而最重要的是，受损的将会是教会传播福音这使命的本质，以及其为儿童和青少年从事的教育工作；这些都是几个世纪以来，教会为人类服务最美丽和最宝贵的一面。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Preparing the Meeting of Bishops 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Part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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