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加利大．貌（Margaret Maung）修女没有穿着修女会衣，而是穿上称为“笼基”的缅甸传统筒裙和一件朴素的上衣。
经验教导她，就算表达其信仰时，也要欣然接受缅甸的文化服饰。
貌修女表示：“在接触人的时候，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她属于缅甸的钦族，有三十多年的传教经验。
貌修女为贫穷妇女服务，尤其是在缅甸南部的伊斯兰教徒及佛教徒。她的修会尝试教育妇女认识人口贩运及（爱滋病）艾滋病。为她来说，教育妇女谋生技能是“新福传”的一部分。
这位缅甸圣母传教女修会省会长指出：“我们从来不会跟人谈论宗教，而是透过我们的善行，向非基督徒见证我们的信仰。”
亚洲主教团协会的成员这星期齐聚泰国，以“从事新福传的献身生活”作为研讨会的主题。
这个会议对东南亚男女修会的成员是个重要时刻。在这个地区很多的地方，修会人士经常站在教会传教工作的前沿。然而，男女修会的成员却发现自己的生活及使命正面临一些新挑战。
除了菲律宾及东帝汶外，东南亚的天主教徒在他们国家只占少数，大多数人信奉其他宗教。
担任亚洲献身生活学院主任的圣母圣心爱子会撒慕尔．卡尼朗（Samuel Canilang）神父指出，正如制度化的教会本身，在这个地区的修道生活仍然被视为是外国的或西方的。
他说：“它仍然需要证明它具有‘亚洲特质’。”
耶稣会若瑟．基隆格（Jose Quilongquilong）神父表示，二零一五年被宣布为“献身生活年”，是一个可以让修会人士反省他们的“角色、生活方式及使命”的机会。
这名马尼拉罗耀拉神学院院长问道：“我们现时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有什么角色？我们在亚洲作为修会人士有什么角色？”
为他来说，在一个“世俗化、个人主义及自主”的世界，修会人士是具备“先知”的角色。他说：“我们在如此众多挑战的环境中宣讲基督。”
从历史教训中学习
最先抵达菲律宾的修会是奥斯定会（一五六五年）；跟着是方济会（一五七八年）、耶稣会（一五八一年）、道明会（一五八七年），以及重整奥斯定会（一六零六年）。
这是一段丰富的历史。有四百年历史的圣多玛斯大学的前校长、道明会士罗兰多．德拉罗撒（Rolando de la Rosa）神父指出，为了计划未来，菲律宾修会人士必须首先认识过去。
他质疑：“菲律宾修会人士几乎不存在，我们怎能因过去而骄傲呢？”
他说今天这个国家仅仅有超过七千三百名神父。在大约二千三百名修会神父中，约有一千三百名是菲律宾人。
菲律宾直至最近才能宣称是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不过，德拉罗撒神父争论说，数目众多的外国修会会士，意味着这个国家仍是一个传教区。
他表示，“这是非常讽刺的”，“我们被要求到外国传扬福音，到其他国家福传，但我们国家本身却是一个传教区。”
他指出，当菲律宾修会人士展望未来时，现在的工作是从过去中学习。
德拉罗萨神父表示：“对，我们以感恩的态度回顾过去，但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因此我们不会再次犯错。”
更新
印度尼西亚自一九六二年成立主教团以来，就开始有人加入铎职，而且投身献身生活的男女不断增加。
不过，担任印度尼西亚修会会长联会主席的方济会士阿德里安．苏纳尔科（Adrianus Sunarko）神父指出，大部分修道人都年近五十岁，而年轻人追求修道生活的数字正在下降。
对于年轻人参加修会的数字下降，苏尼尔科神父把这个情况归咎于修会人士对圣召“缺乏见证及宣传”。
苏纳尔科神父表示：“年轻人不认识他们的工作。”“人们不被他们所做的工作吸引。”
不过，年轻人参加教区修院的数量已经有所增加。
印度尼西亚有约二千名教区神父，当中有很多是年届三十岁以上。在最近几年，地方教会每年有约三百人获祝圣为神父，与此同时，有至少二千五百名修生在十四间总修院接受培训。
然而，印度尼西亚修院委员会执行秘书西普里昂斯．霍马（Siprianus Hormat）承认，地方教会需要专注于培育年轻神父的工作，因为他们“倾向于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
政治改革、修会成员下降？
在缅甸，政府现时展开的半民主改革可能影响到年轻人投身修道生活的兴趣。
缅甸天主教修会联会执行秘书丽塔．漂（Rita Phyo）修女指出，当地政治情况的改善，为该国年轻一代提供了更多选择。
她表示：“由于出现政治开放和年轻人已有见识，他们离开国家到外地寻找工作。”
最近的数字显示，缅甸女修会有约二千七百名成员，而男修会则有三百二十一位，他们的平均年龄为四十岁。
然而，越南的情况就完全不同。耶稣圣心会的阮友文（Nguyen Huu Van）神父表示，越南的圣召正蓬勃发展，尤其在越南的北部。
阮神父指出：“我们有很多神父。单在一个教区，就有二百名神父，而每年约有二百名修生。”
不过，尽管修会人士在越南历来都具有声望，但在今日的环境却受到严格的控制。
阮神父表示，大部分修会人士都只限于从事慈善工作，例如在孤儿院、安老院工作及向儿童教授教理。
他说：“我们希望日后，政府会容许修会人士办学。”他又期望，越南在将来可以在一些如中国、老挝及柬埔寨等地方参与传教工作。
在泰国，天主教徒在总人口中只占少数，教会人员认为，修会人士扮演着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尖竹汶教区西尔维奥．色拉斯里（Silvio Charatsri）主教表示：“整体来说，圣召的数目正在下降，但是要扭转这个形势，就只得靠修会人士自己再次作出承诺，并改善他们奉行这种承诺的方式。”
“献身生活人士单靠作出指示并不足够，而是实在地证明他们是其所相信的见证者。”
教育
再进一步，教育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挑战，它将决定东南亚男女修会成员的未来。
卡尼朗神父也在马尼拉一间修院的研究所担任主管，他认为现时欠缺有资格及经验的“培育人员、灵修指导及教授”，尤其在一些如越南、缅甸、老挝及柬埔寨等“冒起的教会”。
他说：“我们现时所面对的年轻人与过去那些相比，在很多方面都有非常不同之处。”
他指出，今天修道生活的追求者，必须作好准备，在“比以往日益复杂的环境”中应付他们的使命。
同样地，为东南亚国家整体社会提供优质教育，仍然是“新福传”的重要部分。
担任菲律宝主教团主席的拉加延暨达古潘总教区教苏格辣．比列加斯（Socrates Villegas）总主教认为，“我们要把天主教的高等学府视为天主给予教会及社会的一份珍贵礼物”。
基隆格神父表示：“教育是重要的，并且需要花费，但它是一个协助穷人的方式，为国家提供所需要的最佳教育。”“为了确实服务贫苦大众，我们需要加强教育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