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和剧烈冲突的爆发改变了世界和中国的许多事情。千禧年后出生的这一代男孩和女孩是受这些事件影响最严重的族群之一。年轻的中国人，无论是否信教，都更像是与他们共享数位和社群媒体世界的其他国家的同龄人，而不是他们的前几代同胞。
西格堡（亚洲新闻） - 第十一届欧洲学术讨论会（中国学术讨论会）于上周四（8月22日）开始，今天在距离德国科隆不远的西格堡结束。
来自约15个国家的近120名参与者齐聚一堂，参加了由中国中心在德国圣奥古斯丁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大约50名参与者是华人：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平信徒、学者、修会妇女和神父；或因学习或牧民服务而居住在欧洲。东正教和新教传教士团体的代表也被邀请分享他们的经验。科隆主教莱纳·玛丽亚·沃尔基（Rainer Maria Woelki）枢机出席了集会并主持了弥撒。
座谈会的主题非常具有时代意义：年轻人。上一次会议还是在五年前的德国举行：同时，新冠疫情和剧烈冲突的爆发改变了世界和中国的许多事情。千禧年后出生的这一代男孩和女孩是受这些事件影响最严重的人之一。
香港主教周守仁（Stephen Chow）枢机在主题演讲中谈到了香港年轻人的话题。他列举了教区许多涉及和支持年轻人的举措。他特别介绍了“点亮计划”，以支持2019年抗议活动后被捕的年轻人。该项目涵盖教育、情感和心理需求。教区同样关注抗议活动后仍处于社会边缘的年轻人。
多年来与中国天主教青年打交道的欧洲议会传教士龐樂培神父（Bruno Lepeu）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精神和存在之旅，他们用信仰更新了教会的生命，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政治问题和与梵蒂冈的困难关系不应掩盖对年轻人生活的关注，他们和世界上其他年轻人一样经历信仰的挑战。透过分享圣经阅读、相信圣神的启示以及相信洗礼使命的意识，年轻人生活在主教和参与性天主教社区的经历中。
两位年轻的天主教女学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透过研究和统计，描述了千禧年青年的深刻变化。千禧世代的年轻人完全脱离了文化和政治的传统价值观，似乎放弃了前几代人的生存目标：找工作、买住屋、结婚生子。在渴望致富以满足物质需求的一代之后，有一代被描述为沮丧、不快乐和绝望。年轻人要“走出精神和情感沙漠的窄路”是非常困难的。作为对这一令人担忧的解读的证实，后来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提到了频繁自杀的悲剧，在可怕的封锁期间，整个家庭也卷入了自杀事件。
神学院的年轻人也会经历心理、情绪和性方面的困难（宗座外方传教会林柏榮神父，Fabio Favata）。居住在德国的高神父（Gao Jingchuan）提出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专门针对中国教会环境中虐待儿童的主题。
耶稣会学者任安托对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年轻天主教徒的生活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的信仰同时摆脱了在中国所经历的限制，但必须应对发现欧洲信仰实践的深刻危机的沮丧，也许他们天真地认为欧洲是基督徒大陆。他们也困惑地了解到天主教社区的矛盾，分为传统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他们得出结论，在欧洲，信仰和政治也是混合的！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两位著名基督宗教学者组成的北京夫妇高师宁（Gao Shining ）和何光沪（HE Guanghu）谈到了中国神学的最新发展。汉语神学经过数十年的巨大发展，面临后新冠时代、世界冲突、过度民族主义兴起和某种思想集中化的严峻挑战。
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年轻人都面临着同样的生存挣扎、情感痛苦和对未来的拒绝。年轻人面临的挑战是横向的，涉及我们所有人，包括年轻的天主教徒，他们与同龄人没有太大不同。他们对传统的宗教习俗和礼拜仪式感到不舒服，很容易放弃这些。年轻的中国人，无论是否信教，都更像是与他们共享数位和社群媒体世界的其他国家的同龄人，而不是他们的前几代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