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通过,引来许多情绪反弹--没被尊重的愤怒、被出卖的感觉、成功的希望、眼见昔日盟友互骂的心痛。但没有今天,也不能建立我们告别旧政治的决心,我相信今天就是建立新民主运动的开始。
笔者回顾整个政改谈判过程,最为深刻的不是峰回路转的政治操作,而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明确地宣告死亡。若果日后香港有何重要政策,是否都可以架空特区政府,直接跟中央谈判呢?几个月前,还会有人质疑香港是否有第二个权力核心,但在这几个星期,政党直接和中联办谈判,和中央政府关系密切人士就不时公开宣布中央旨意,甚至有人收到一个短讯,就认为是中央接受民主党方案。奴才的心态,专权的横蛮,表露无遗。
我们今天对香港未来的感情与想像虽然五味杂陈,但教晓了我们议员已不能时时刻刻代表我们,人民更直接的民主实践才是出路。政改的通过并不代表民主运动的失败,因为这几年来新民主运动已证明人民参与政治已愈来愈自主,不须代议士代言,就会自行组织发声充权,而过去民生议题与政治割裂亦已成过去。
政改之后,另一个对人民影响深远的政策--最低工资立法即将于七月十四日,连续几天在立法会审议,临时最低工资委员会同时公布最低工资起始水平。立法最低工资的目的是改善基层工人的生活水平,减轻社会贫富悬殊的状况,因此民间一直争取最低工资应可以养家的时薪三十三元。可是临委会没有提及在订定最低工资水平时须考虑工人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相反多番强调要考虑企业的营商环境。
若说最低工资立法最影响中小企的营商环境,实在本末倒置。众所周知,中小企最大的开支是租金,香港政府倾斜的土地政策,造就个别大地产商透过炒卖囤地,财富分配不公,社会资源被掠夺。地产商一方面调整工友工资时减快加慢,经济即使转好,各大地产商年赚百亿,高层却拒绝与员工分享经济成果,保安员每日工作十二小时也只换来微薄的收入;另一方面高楼价、贵租金迫使中小企透过压榨基层工友薪金来维持营运,实在缺乏人性。
任何民生议题都有其政治性,临时最低工资委员会责在订定及每年检讨工资水平,有劳、资、官三方成员,看看委员会的资方成员,有牛奶公司集团中国区行政总裁麦瑞?,牛奶公司二○○九年营业额录得历史新高,但其属下的7-11在民间争取最低工资联盟的报告中却蝉联“最刻薄雇主”,员工平均时薪都不足二十四元,部份分店更只有廿一至廿二元。另一委员大家乐集团主席陈裕光,早前在公布集团盈利大幅增加的同时,指若最低工资订为时薪三十三元,大家乐将要发出盈利警告,以此来威吓其他委员。另外新鸿基地产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郭炳江也是委员之一,其集团保安平均时薪也只有二十四元。笔者认为,企业固应有社会责任,善待工人,临时最低工资委员会委员更应以身作则,确保工人在付出辛劳后获得合理的工资回报,而非带头压低员工工资,令最低工资起始水平过低,使最低工资立法形同虚设,无法改善基层员工的生活质素。
在天主教的信仰中,企业的劳资双方关系有如家人,应互相扶持,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关注最低工资立法,让贫穷人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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