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九月十一日，十四个省市的一百多位天主教中青代表，包括神父、修女、爱国会男女教友，再加上各地宗教局干部，由国家宗教局组织在北京市昌平区长陵镇的“养怡山庄”以“天主教中青年代表人士研讨班”为题，举办了一次学习班。目的是为“天主教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年底召开做些铺路工作。学习班分二期，这是第一期，随后还有其余省份的代表人士的第二期。二期学习班，国家做了重大的投入。
需要说明的是，修改抄递的第二稿，我没有加入本文的第四部分：“八大”是天主教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我时常的一种想法是：小如我者，何必曰大！“大事”应该由大人物去思考。我辈之见，抽刀断水，风中划沙，辛苦半生，迹痕全无。可是，再无用处，责任仍难逃于肩。所以，见识虽浅，心中却总有一种想书成于文的冲动。养怡山庄，地处昌平，空气清新，景色怡人。学习周余，心情开阔无忧，肢体舒展无虑，真是修身养性的好去处。踱步山间，思索万千。学习后，有以下几点感想，现述表一二，与诸君分享。
一、宗教信仰的社会性价值
作为一个天主教神父，自然要首先肯定的是宗教信仰的价值。这价值虽然从终极意义上来看，首先是属于个人的。但是人组成了社会，人是社会的一分子，因此，人的生活有一个合理的秩序自然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和谐的因素。宗教自信其对人的价值，人也乐于祈求仰赖宗教的精神救助。综观人类历史，宗教信仰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深夜独处，归回内心，人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我们在生命中都不断地寻求意义、渴望超越，希望归回自己的生命本源，因此，中国成语才会说“视死如归”。宗教戒律对人良心的要求，虽然很难让信仰者全部做到从善如流，但其对于人类罪性之扼制，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国家虽然守持“无神论”，且还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坚持“政教分离”原则（蒋坚永局长语）。这对宗教有很大发展的空间。“信仰自由”政策如果奉行严格，那么宗教信徒肯定会成为稳定社会的积极因素，且对社会道德的重塑，对伦理价值的引导，定会起到积极作用。事实证明，宗教信仰的精神意义正在被中国人肯定、接受，且将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不论从蒋坚永先生还是赵忠海先生或陈宗荣先生的讲话中都肯定了这一点，他们都表示对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与定位在自己多年的工作中有了些新的认识与理解。然而，从他们讲话的整体内容看，“宗教在人类历史中定会消亡的”保守论调，还是在他们的话语里显露出来。因此，教会在中国要走的路将还很长，很辛苦。
二、天主教在中国的困难局面
从学习中，可以清楚地体会出“防御与抵制”还基本是执政党对天主教的基本态度。所以，当前社科院有些研究员给政府的谋略还是如何进一步推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这似乎成为政府对中国天主教改造的必然要求。然而，天主教的信仰传统要求，耶稣的教会是“至圣、至一、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又因为，耶稣对西满说：“你是伯多禄（盘石），在这盘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因此，全世界天主教徒的目光都是盯向罗马的，伯多禄成为第一任罗马主教，从他开始，代代延续，到现任教宗本笃十六已是二百六十五任。由此可见，大公教会都遵守了这一神圣的传统，在中国也不例外。所以，“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到现在为止依然对教会在中国的纯正性在普通信众心中构成信仰忠诚上的挑战。国家如果强硬推行，势必会加剧信教者内心的不稳定情绪，体现不出“政教分离”的性质。中国教会被一分为二，酿成上下两立的混乱局面，不能不说是这种被迫式不稳定情绪的深刻体现。诚然，这样一种情绪，对于庞大的国家机器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出于对“公民信仰自由”政策的尊重，这里面自然包含着双面的难堪：当一伙人还没出生就先被看成是异类，且始终不能成为团结的对象，虽然较之于“三中全会”前，教徒在生活中所受的限制的白热化程度，当前时代已有了巨大的转变，但思想上的隔离依然存在，这总是不好的！
虽然主张“政教分离”，却是政不分，教不离，教会“独立却不自主”的难堪，实是政府一手酿成的。在这层意义上，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刘柏年主席和刘元龙秘书长的讲话才显得有意义，爱国会成了国家与教会之间的沟通桥梁如果一个政府没有信心面对一个宗教在自己信仰内的忠诚，那么势必会借助另外一种力量对其进行分化、控制、改造。爱国会就这样成了工具。1958年，政府成立爱国会组织，对天主教会进一步改造，在皮漱石等主教的带领下首先承认：一切政权都出自天主，因此，天主教徒也可以拥护无神论政权。朝代更迭，一个新政权必定会面对这些困难，不足为怪，可如果到今天国家的“宗教政策”还是想要在天主教会内延续这样一种奇怪的强迫改造，这对宗教的价值与意义无疑是抑制的，且是不利的。这不仅是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缓慢的原因，更是在制造社会矛盾，给”和谐社会“抹黑，把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积胡因素秣杀了。
三、政府与教会借助爱国会相互了解
中国的路走过六十年之后，“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这是许多人总结出中国政教关系最适合的表达方式。天主教作为在中国社会一信仰团体，本不必引起这些许怀疑与担忧。因为，她在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轻易引起过恐慌。虽然历史的进程中，它虽然也曾有过一些污点，但瑕不掩瑜，较之俗世之社会，它还是拥有足够的圣洁与神圣。所以，一个国家拥有信心，就会让许多团体健康发展，从而起到共同“服务社会、共建和谐”的积极作用。在一篇文章中看到：“在万恶的旧社会，天主教会有6000多圣堂，2000多所小学，900余所中学，三所大学（北京辅仁大学，天津津沽大学，上海震旦大学），550多处育婴堂，还有许多医院、诊所等”，历史告诉我们这些教会内的机构为中国带来的安慰与进步直到现在还深存在许多人的记忆里。
爱国会是政府为控制和管理宗教专设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设立目的曾经是：逐渐减少信教群众，以达到彻底消灭宗教为目的。爱国会曾经有这么一个文件，就是以每年减少多少信教群众为自己的工作指标。在政府的支持下，爱国会是把凯撒的与天主的共集一身的角儿，（他们是教友，属于天主，却甘为工具，限制信仰）。所以，前几十年它都可以举着大棒“左右逢源”。然而，在当前时代中，对其重新定位显得尤为重要，不能让其作为工具压制一方。它作为工具倒向任何一方，都会失去它现实存在的意义。所以，如果爱国会真能起到桥梁作用（这里且不论有无必要有此桥梁？）那也不枉是件好事。另一方面讲，官大民小，天主教在中国社会还是微不足道的，整个社会对基督宗教的认识与理解还很浅薄，且其中还不乏排斥敌视的情绪。因此，就爱国会来讲，应抑其官性，扬其教性。
抑其官性，指在工作中不宜以管理者自居。这次学习中，许多讲课的人着重提的“服务”是其应有的，也应是仅有的特性品质。这样有利于消解信众心里现在已根深蒂固的逆反情绪。扬其教性，是让爱国会人员不论从表面，还是从内里都能象一个教友的样子，并争着成为教友信仰的模范。（这也如同刘柏年在慷慨激昂中对在各地爱国会工作的教友们说的：“如果你不是个热心教友，就做不好爱国会的工作。”）这样，在容许的限制内，教会自然会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信仰纯度上来，并加紧思索自身的发展建设，而不是整天精力内耗，原地打转，毫无进步。安树新主教从地下教会步入到公开教会，这本是中国政府和梵蒂冈都乐见其诚的最佳例子，却因为爱国会“官性”太盛，最终让此举成为一场闹剧，导致教会分裂加剧。一个私下为某部门写文章的人偷着告诉自己的朋友说：“我的目的就是让要中国教会分裂，尤其是地下教会。”政府如果还是乐于爱国会如此作为，那么中国教会未来的十年会和以往的岁月会完全一个样。历史不能倒退，因此，对于爱国会必须让其明白自己的位置，进一步把爱国会改头换面。从这个意义上，我来谈一下对“八大”的构想。
四、“八大”是天主教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这是许多讲课人士都在强调的一点，我也觉得这次“八大”的召开，是天主教会在中国社会中进一步发展的契机所在。这个契机如果把握好了，天主教会的局面肯定会焕然一新，如果还是借助爱国会的一如既往的政策执行，那教会势必再次经受另一个充满痛苦矛盾的十年。这为中国教会是个灾难，为国家无疑还将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
当前，地下教会的问题已有了很大的消解，所以不应把注意力放在此一方面。在现在的中国教会内，必须让主教们站出来主持中国教会的未来发展，必须促成中国“主教时代”的形成，所以，“八大”如何开？以何种形式开就很是关键了。
在中国教会历史中，能称得上“主教会议”的，就是1924年5月15日到6月12日，由刚恒毅主教在上海主持召开的全国主教会议。在此次会议中，当时由所有的主教们在5月24日这一天，把中国教会奉献给圣母玛利亚，求其保护，这也是“中华之后”的由来。另一次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地下主教们在陕西三原教区召开的“三原会议”。这二次会议都是在教会内由主教们号召主持的为了中国教会的命运发展聚首相商的会议。我的阅读记忆中，除了这两次“主教会议”之外，中国的主教们在针对教会发展问题似乎再无聚首相商过，且不论其因缘为何？其实，都是可悲的！
所以，“八大”如果要开的有些宗教内的意义是首先需要考虑的。有人说，会议之前，应由所有的主教们共同相商，如何举行召开这次会议，让主教们制定商讨的议题，并选择“八大”召开的具体时日。因为，在主教们的主持下，会议的意义才会是全新的。如果会议还只是越俎代庖之举，那么“八大”开不开对中国教会都没什么现实性意义。刘元龙秘书长在自己的讲稿中曾提到，每年三月份在梵蒂冈都会召开一次关于中国教会问题的会议。他有些激愤地说道：“没有中国大陆教会人士参加却是讨论中国教会问题的会议是多么可笑啊！”同理，“八大”如果不是由天主教会这个主体来主持召开并规定会议议题，那么，开的再声势浩大，无非也只是一场闹剧而已。
故此，“八大”中，政府官员可以列席，但不宜操控。爱国会尽量全心全意地尽好端茶倒水的服务之职，而万不能再占据会议的主体位置。如果这样，那无疑会让新而美好的契机希望再成为泡影。
五、结论
这次学习让我思索了许多，在心中清楚的知道，事态的进展并无太多乐观的可能性。但是中国教会要迎接面对的又是一个痛苦的十年，实在让人在心中担负了更多的悲哀。所以，我祈求全能的天主，开启明悟，保护中国教会能早日进入正常的发展，所以，让这些不成熟的思索成为中国教会进入新天地的诱因。
后记：
前些日子随学习班去了青岛，圣弥额尔大教堂在管风琴庄严浑厚的旋律中显得格上神圣。信仰的氛围必须在这里才能找到（养怡山庄虽然悠然清静，却感受不到这样的信仰气氛）。李明述主教上台主持弥撒，八十多位神父共祭。03年在天津见过李主教一面，其时他在北京任闲职！那时，老主教们都还健在，所以没有特别留意过他的神态。这次，他在祭台上的一举一动，他的声调，他的神情都让我万分感动。
这就是主教，朴实无华，信心坚毅，松弛有度；这也只是主教，垂暮之年，孤苦零丁，势单力薄。大是大非面前，支撑他们的，只是已经年迈的信念。文革中走过来的人，恐惧已经成为性格，谁都抱着血肉之躯！所以，这样的老主教在控制逼迫中的屈从不足为怪，因为那是一个人的抗争，仅仅是一个人的抗争。看到李主教在祭台上坚强地向天主奉献感恩祭时，我在想，对于我们中国的主教们，天主可怜人的软弱，祂乐意接受这样的奉献！
有时也觉得政治很残忍，为什么非要难为这样一群老人家？安树新被说成大字不识几个的主教，忠厚老实，被利用完毕，教区分裂的局面却扔给他自己去面对，教友们受伤的心灵只有靠他去缝合！在中国，当前任何一位主教都必须面对“八大”抉择。去年主教们“重庆之行”中，南北已具有团结之势。于是有人赶紧建议，对这“不正之风”需要分化、打击，单个的进行思想教育。这小子的“八大二月计划”没被采纳，显示了对主教们的教育是失败的。
今年加紧祝圣主教，无非也是有意为“八大”制造新人，扩充实力。岂不知，杜江主教的就职典礼，成为主教信德的试金石：“巴盟的主教是我，要么由我主持、要么我走，后半辈子回家当农民。”由于杜江主教义正言辞，结果主持了弥撒圣祭和就职典礼。而网友zxc123谣传：“昨天（16号）太原主教祝圣，封主教公开宣读了教宗任命书。”（求证此事非实，但用意良好）这些都是好的迹象：政府正在对宗教信仰拥有信心，而教会开始慢慢回归自己神圣的传统。
对于“八大”，现在“乐观”的因素虽然还很少；但对于某些人来说，“不乐观”的因素实在也不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