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7月22日，中国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在加拿大多伦多向华人媒体讲述了中国大陆天主教会的历史及现状。
陈枢机说，教会分地上、地下不是内部问题，不是对教理有不同看法，或者有利益冲突，而是面对政府的政策，有两种不同的回应。“政府要完全控制教会，要它脱离罗马的教宗。一部份人说，这是不可能的；有一部份人认为，我们不如妥协一下。”
中国政府希望通过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来控制国内教众，最终达到脱离教宗的目的。部份信徒因忠于教宗而不被政府承认，只能秘密或松散地进行活动，被称为“地下教会”；另一部份则参加爱国会的活动。但是，教宗不接受爱国会，也不承认它单方面祝圣（任命）的主教。
按政府的说法，国内的天主教徒有500万人。陈枢机说，地下的比地上的更多，所以应该有超过1000万教徒。
多年以来，代表中共官方的爱国会与罗马教宗的角力不断。爱国会有政府的支持，罗马教宗则是世界天主教的权威。爱国会采用“自选自圣主教”的方法挑战教宗的权威，其间使用利诱、威胁等手段，很多神职人员因此经历了良心的煎熬。
中国政府控制宗教的政策由来已久
陈枢机称，中国政府从50年代开始，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宗教政策，即任何东西都要在它的管制之下。在中国政府眼中，天主教特别麻烦，因为它有一个罗马教廷，教宗是全世界天主教的领袖。“所以他们很努力地想将我们的教会与罗马教宗脱离关系。”
“天主教因此分成了两个团体，有些人接受了政府的政策，妥协了。但大多数人认为，这不符合我们教会的了理念，完全听政府的，就不是天主教了。”
很多教徒因此去坐牢，去了劳改营。他说，有很多就失踪了。文革期间还在运作的，都受到很大的磨难。最后教会完全不见了，圣堂转为它用，比如用来做厂房等。
直到70年代末中国执行开放政策，坐牢的人出来了，很多圣堂重开。但中国并没有放弃控制宗教的政策。
陈枢机说，那些不改变当初立场的人回家了，变成在地下活动了。于是开始有地上、地下教会的说法。地下的情况，有些地方的神父秘密地做弥撒；有些地方因为地下的人数很多，出现了个人的教堂。所以“地下的概念，并非所有的都是看不见的。”
教廷采用宽大政策
这段时间，在地上运作的非法祝圣的主教，因开放政策有机会与罗马建立一些联系。陈枢机说：“当然他们的心里很不安，申请教廷宽恕及承认他们。”
教廷经过调查，问了地下主教们的意见之后，认可了很多这样的主教。他表示，当时有些年轻的主教也表现不错，他们被选出来后，表示要得到教宗承认后才上任。经调查后，教廷批准了很多这样的新主教。
不过，地上教会的架构没有改变，还是由爱国会控制。陈枢机说：“可以肯定的是，教宗这么大方的处理，是希望他们因此能有些改变。”
为帮助大陆的教会，陈日君从1989年9月至1996年9月，在大陆的7间修院教过书，每年6个月时间。他认为地上教会的教友都不错，“长期与他们相处，很开心的觉得，所谓地上的教会都是我们的教会。”
后来被委任为香港区的助理主教，陈日君就不能再去大陆教书了。
陈枢机表示，这段时间里，教廷的政策很清晰、开放，大陆的主教及神父都回应的很好。但很可惜，中国政府没有放弃。
2000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年初罗马教宗祝圣12名主教，同一天内，北京也要祝圣12名非法主教。明显就是一个对立的姿态。
陈枢机称，那次的祝圣其实不成功，12个人之中，只有5个去接受祝圣。
另一件大事发生在当年9月，国内发起反对教宗封圣120位在中国殉道的人，包括传教士及本国人。政府叫那些主教去北京签名，对教宗抗议。陈枢机说，这个运动也不是很成功，不是所有的主教都听政府的话，但那些勇敢地抵制政府这个行动的人，事后遭到惩罚。
爱国会是政府工具 主教受压制
陈枢机称，爱国会表面看应该是教会内的一个人事组织，但事实上它是政府的工具，政府给它全权管理教会。“它和政府合作的很好，一齐来控制我们的教会。”他说，爱国会在国内可以说是“政府宗教政策成功的秘诀”。
爱国会在每个教区的情形都不同。陈枢机说，他去过很多地方，很多地方的主教比较坚强、勇敢，有本事在自己的教区内起主导作用。“但在全国的层面，那些主教真的很凄凉，根本没机会给他们去反抗”
“教宗承认了很多地上教会的主教，希望他们能改变这个制度，其实是很难成功的。事实上是没成功。”
他说，这个爱国会一方面是政府用来控制教会的，但另一方面，它说是天主教的组织，代表天主教对政府说话。“其实它完全没资格，完全不会去代表我们的教会。”
“本来代表我们教会的应该是主教，”他接着说，但他们在国内完全不能组织起来。“在全国的层面，完全被爱国会控制。我们的主教不能发声。”
陈枢机说，他有一次问西安李笃安主教（也是主教团的副团长），何时会开下一次会议。“他笑啦：陈神父，你以为我们有会开吗？我们从来都没有会开的。也有，是政府召集我们开会，他向我们训话。我们自己开会商量是没有的，就算几个主教要见面都不行的。如果我们偶然在一起聊天，就会被问：你们在谈些什么？”
“所以主教在全国的层面是完全发不出声音的。”
刘柏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刘当时任爱国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但没有任何牧职 。宗怀德是爱国会主席、主教团团长、全国修院院长。
陈枢机说，他当时在全国修院教书。宗怀德的办公室不能打长途电话，要到对面刘柏年的家里，才能打长途电话。“全中国地上教会的最高权威，要去这个教友（刘柏年）的家里，才可以打长途电话。” “很侮辱他的。”
维基百科的资料显示，宗怀德曾祝圣过多名自选自圣主教。他在1997年去世前向教宗写信忏悔，得到教宗不公开的宽赦。
刘柏年的独权管理还表现在不同的方面。陈枢机说，他去北京教书时，刘柏年请他吃饭，有几位主教在场。“刘柏年在场时，只有他一个人说话，其他的主教完全不说话。他离开一会儿的时候，大家就开口说话了。”
热心的韩德力神父曾组织一些中国的主教去比利时参加一些课程学习，但每次都要得到刘柏年准许。如果给他一张有10个主教的名单，他可能说，5个行，5个不行，然后他给你另外5个人。陈枢机表示，最初大家可能会赞成，这还是比没有好。那5个塞过来的人，看到世界上教会的情况，回国后可能会好一点。
这样的事情重复发生，帮刘柏年增加了权威。陈枢机说：“在政府面前，他可以说：我办事，你们可以放心，外国人听我的话。”
“而那些主教，越来越成为奴隶。听他的话有机会出国，不听就没机会。”
陈枢机称，刘柏年曾被称为地上教会的“教宗”。最近他退休了还做名誉主席，还在上班及做决定；在文汇报上，常常还是他在发言。
宽大政策使中国更硬 主教更软弱
陈枢机表示，教廷当时采用的宽大政策，需要很谨慎去推行。但后来那几年处理得比较松懈，2000年有些主教相当轻易地获得教廷认可。“教廷开放的政策变得太过大方，渐渐地，那些不合法的主教轻易变得合法。”
2005年新的教宗本笃十六世上任，他对中国的情形有相当的了解，上任后很关心国内的教会。
陈枢机说，2006年，国内想给点颜色让新教宗看看，他们做了3次非法祝圣主教。
教宗本笃十六世在2007年初组织了一个会议，罗马教廷管理中国教会的部门全体参加，也请了香港、澳门及台湾的几位主教，请了很多位对中国特别了解的专家参加。
陈枢机称，2007年中，教宗本笃十六世写了一封信，一方面很清晰地讲了教会的教理及原则，另一方面，很温和地表明了开放及准备对话的态度。年底他还设立一个委员会，那两个部门及很多专家，共30多人参加的委员会，每年有几次会议，讨论有关的事项。
可惜的是，负责直接处理中国教会事务的传信部采用的是妥协政策。陈枢机表示，这几年里，单有对话，没能坚持原则，使教宗那封信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他说，比如2010年祝圣了10个主教，是两边都批准的。有人很开心，认为妥协的政策成功。其实未必，两边同意有很多可能性，可能两边都让了步，也可能只有一边让步，真实情况很难确实知道。
“但我们很有理由怀疑，基本上是教廷太过让步。”他说，“这些主教虽然合法，但都不如以前那些非法的。”
“以前那些非法的是被迫的，他们心里真正还是忠于教宗的。” 陈枢机说，“这10个之中，很可惜，有些心里面根本不是跟教宗的。”
“教宗最近甚至用一个词，说这些人是‘投机者’。”
最近中国政府用很多方法诱惑主教，给很多钱。他说，因为钱很吸引人，传教，修建圣堂都需要钱。有一位主教，第一次被拉去参加祝圣，他被迫参加了，事后他得到20万人民币。“回到自己的教区后，那些神父说：主教，你被迫参加我们了解，也会原谅你。你为什么拿他们的钱呢？你不应该拿他们的钱的。”
另一个唐山的主教更厉害，他拿到70万。陈枢机说，经济的力量，使政府更有办法使主教跟它走。
他说，教宗本来想通过认可这些主教，期望他们从内部推翻爱国会。“但事实上不是，他们越来越软弱。” 传信部希望与中国政府完全妥协，能够和平相处。其实，政府从来没让步。
2010年11月出现了另一次非法祝圣。陈枢机认为，这次比以前的更严重，这是双方同时承认10名主教后，爱国会突然自行圣主教，是一个非常不友善的行为。“而且这位新祝圣的主教，看不到有不舒服的情形，而是得意洋洋地做了非法的主教。”“和以前的那些很不同。
“国内的情形，可以说是已经到达谷底，现在要让它上来非常艰难。很多已经很软弱的主教，现在要他们坚强起来不容易。”
香港教会尽己所能
与大陆一水相隔的香港目前享有宗教自由，也很愿意给内地提供帮助，但因为中国政府设置的限制，能提供的帮助很有限。
陈枢机称，基本法讲，香港的教会与国内互不干涉。但大家同属一个教会，希望能互相帮助，互相交流。国内那么多年的磨难，当然很需要外面的帮忙。比如提供书籍、资金等，很多人去大陆的修院教书。“这是我们很乐意做的。”
“但现在大陆有戒心，很少修院请外面的人去教书。”他说，最近，很多教会的人士拿不到签证去大陆。“我虽然有回乡证，他们都说，不请你就不要来了。”最近看到台湾的枢机，他们本来答应他可以回乡探亲，最后还是不让他去。因为他们强迫他去北京，但他说，他不去北京，所以他们不批准他入境。
显然，香港可以为大陆的教会发声。最近香港的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去中联办抗议……两位地下教会的主教……。陈枢机说，最近他们又……他们强迫这些地下的人加入爱国会。……。“我们知道这个情形后，就到中联办抗议。” 正好那天，国内又任命了一名非法的主教。
陈枢机认为，在香港讲话对大陆有影响，对很多人有鼓励作用。“因为他们不能讲话，我们可以讲。这个声音还是相当宝贵的。”
教廷与中国政府处于“战争状态”
陈枢机称，教廷最近出现人事变动，去年12月教宗任命了新的传信部秘书长，是一位香港的神学家，曾在大陆教书。4月任命了新的部长，曾经在香港多年，照顾在大陆的教会。他说：“这两位很明白中国的情形，而且立场清楚，支持教宗的清晰路线。”
中国政府知道教廷在转变，最近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陈枢机说，在四川乐山及广东汕头，有两个祝圣主教，这两位非法主教更不能接受。因为教廷已经清楚说过，乐山的那个没资格做主教，并警告过他几次；汕头已经有主教了，他还想做，教廷已经警告过他。
“这两次简直是一种挑战的态度。”他说，“可以说是一个战争的情况了。”
“教廷已经清楚地表示，现在要按我们教会的原则，按教会的规矩做。但是，国内坚持要独立自办，要自选自圣主教。”
陈枢机认为，这次中国政府是在宣战了。他说，最近的新闻说，还有几个主教要祝圣，并说不需要罗马批准。“他们叫那些与教宗共融的主教去祝圣，有些是直接被拉去的，有的在压力下去的。很可惜的是，有些站在政府一边的机会主义者，很乐意去参加。”
“他们都是教宗承认的主教，实在很伤心的。”
他说，做这些事，在教会里是最严重的罪，就是分裂教会。“我想现在教廷没什么选择了，一定要清晰了。再这样下去的话，这个教会不是天主教了。”
陈枢机表示，很多信徒对教廷现在清晰的立场非常支持，使他看到希望。“他们曾经很失望，很迷茫，不知教会会变成什么样。这些主教做这样的事，教廷好像完全不发声，曾经讲过处罚，但经常是不了了之。”
他说，沈阳的主教曾经被迫参加过这样的祝圣，但这次没去。神父将他围在主教大堂里，他答应，这次不会去了。教友在圣堂中日夜祈祷。外面很多警察围着，不敢进去带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