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当人大政协两会在北京开会，前所未有的推出，为港澳融入珠三角地区的一二五计划政策，温家宝总理也推出促进内需改善民生，即缩短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传媒的详细报道使港澳区各界人民对两会的多加关注时，宗教界也不例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刘柏年也开腔说话，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目前是中国近百年来最好的时期。五大宗教都得到很大发展，和睦相处，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中国宗教现在处于近百年来的最好时期。”刘氏又对圣经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圣经》要求信徒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听从执政者行善事”。
刘柏年说：“不管信仰什么宗教的教徒，都应当热爱祖国、听从政府的领导、为国家和社会建设作贡献”。
当然熟识中国境内宗教问题的人，都认为刘氏从信奉无神和马列主义的角度去审视中国境内的宗教生活状况，与我们从宗教的角度去审视国内的宗教生活大不相同，这里我们不想详细讨论，但就刘氏提出《圣经》要求信徒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听从执政者行善事” 作粗略讨论。
观察者言依教会的训导，讨论《圣经》内“听从执政者”的问题。关于这点，我们早有圣保禄宗徒教导我们应服从长官，他说：“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规定的，因为他（长官）是天主的仆役是为相帮你行善”（罗13:1-7）。一经保禄的诠释后，我们得知“听从执政者”时的大前提是：执政者是天主的仆人，是帮我们行善的。 这个圣经上所载的理想与现实生活比较是怎样？当然理实与理想在任何社会上都有距离，如果没有距离的话此世就是天堂了，港澳社会和西方社会在这问题上都有改善的空间，但它们的体制使它们有机会去改善。而我们的祖国又如何呢？事实告诉我们，在“执政者是天主的仆人”的问题上，它的现实与圣经的理想比港澳的距离较大，去年自选自圣承德“主教”，在教宗的反对下，用强硬的手段召开第八届天主教代表会议，这是“天主的仆人”会做的事吗？若执政者今后要渐进变成是天主的仆人的话，这是我们信徒大旱望云霓的天大的好消息了！ 根据刘氏的说法：“《圣经》要求信徒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观察者和大多数华人一样不用捧圣经，不用依圣经的教导都有心怀祖国的爱国情操，对国家的观念从第一代共产党员陈独秀的理论学习得来，陈氏被国民党官员审讯时，承认他是爱国的，因为他热爱中国土地、人民、但不能接受腐化的国民党而已。陈氏依政治学上的定义：国家由土地人民和主权政府三种基本元素组成。刘氏的说法将爱国家放在第一位，没有爱人和爱神的观念，这是以“政治”去解释“宗教”取向，其实一个人在爱国之上，应以“良知”和“良心”作主导。良知是神将善恶观念放在人心就成“良知”即孟子所谓是非之心，有了“良知”才培养出“良心”。如果执政当局的命令违背道德的要求，公民凭“良心”有责任不去顺从，因为“听天主的命胜过听人的命”（宗5:29）。北京政府什么时候依这种学说去施政呢？祈望这日子快来临。 基督徒的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梵二公会议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说：“教会凭其职责和管辖范围决不能与政府混为一谈，并不与任何政治体系纠缠在一起……在各自的领域内，政府与教会是各自独立的机构。”更依神学家的进一步阐释，即上主交付国家去照顾人民在人生旅途上的物质需要，而教会以独立于政府的机构，照顾人民在人生旅途上的精神上需要，政府和教会共同合作“为人民服务”，但独立各司其职，为人民的神形两个层面和不同的领域服务。我们作为中国基督徒有没有注意这个教会的教导呢？中国政府可以考虑接受这种讲法吗？ 刘柏年作为政府官员，有责任依党国的宗教的策略，去处理宗教问题，包括诠释《圣经》，以求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削弱宗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但求达到宗教为党服务的目的，这是无可厚非。作为教徒，我们也应清醒一点，在明了对方的立场时，也要清楚教会的教导和自己应有的立场，知所进退，知道什么是爱国，如何去爱国，如何去爱天主。
生于1477年的圣多玛斯摩尔St. Thomas More任英国首相时，因不支持英王亨利第八将英国的天主教会，分裂成圣公会而被投狱，最后上断头台殉道，行刑前一刻他说：“我永远是英王的忠仆，但我先作天主忠心不二之臣”。这位圣人的事迹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