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声（1894-1968），男，汉族，1894年11月30日生于河北省景县黄古庄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农民家庭。1938年3月27日就任天主教献县宗座代牧区主教。1948年12月以北平总主教区代理主教身份在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上签字，次年2月离平赴本教区乡村隐蔽传教。1953年秋，经人民政府动员回献县主教府继续担任主教。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特别是从1958年4月开始的自选自圣主教运动中，赵振声主教的态度经历了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1963年3月23日完稿的《回忆录》忠实地记载了这个过程。正如它的《结束语》所言：“我书回忆录，句句道真情；转变何容易，多年作斗争。”
该《回忆录》共13500余字，包含35个小节和10个附注。它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第七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把消灭宗教提上日程的精神传达到社会基层之前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中的产物，基本上可以当做赵振声主教个人思想的真实表露。笔者把它的内容分成四个部分：一、就任主教前的成长过程；二、愿意做爱国的称职主教；三、接受人民政府的教育；四、服从人民政府的领导。
一、就任主教前的成长过程
共12小节，依次为：“逃难”、“回家”、“公学”、“修道”、“进会”、“去欧”、“回国”、“工作”、“北伐”、“工商”、“河间”、“事变”，是作者对自己目睹的义和团战争、用庚子赔款盖教堂，受教会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入耶稣会、赴比利时留学、学成归国，先后负责管理小修道院、大修道院和教会大学，以及亲历的北伐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初期一些片段的记录。笔者把这个过程概述如下：
1900年初夏，赵振声全家从故居景县黄古庄村逃到了县城西南的青草河村。本来目的地是县城东南的朱家和 村，只因那里人住满了，不再收容了，他们才没有去。那年7月20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朱家和被陈泽霖 的官兵和义和团攻破，两名法国神父任德芬（Léon-Ignace Mangin，1857－1900）、汤爱玲（Paul Denn，1847－1900）和数千名教徒被杀。义和团攻打青草河三次，没有破。过了半年多，时至冬初，义和团失败，赵振声随全家人回了黄古庄。当时村中驻有官兵，旧房全被烧毁，教徒们用庚子赔款盖了新房。1901年村里为儿童成立了教天主教要理的小学，赵振声上了学。1902年春天村里又用庚子赔款盖了新的可容400余人的天主教堂 。
1907年春天，赵振声被父亲送往献县公学。学生要交学费和饭费，每人每年10吊铜钱。赵家这笔款项来自卖粮食所得，每年两次开学时交纳，共读了3年半。
191O年秋，赵振声由公学转入修道院，准备升神甫传教，1913年秋入了耶稣会。这期间发生了1911年的武昌起义，清朝被推翻。他们这批修道生心里很高兴，想立刻剪掉辫子，可是法国人马泽轩主教（Bishop Henri Maquet，1843－1919）不许。第二年中华民国成立，老主教才准许学生们剪去辫子。
1914年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赵振声同班的修道生们在练习拉丁语时写了一句原本是讲1870年德法之战历史的话：“法国人被德国人打败了。”为此全班10名同学除赵振声一人外全部被开除。赵能够幸免是因为他刚进了耶稣会。又过了6年 ，1921年秋，献县教区3名入了耶稣会的大修道生（另两位分别姓刘和王）被派往比利时杭间镇 耶稣会神学院读神学，1923年8月26日同时被圣为神甫，1924年获神学和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神学院收到了一份在北京出版的法文《北京政闻周报》（《La Politique de Pekin》），上面有外国批评家说的一句话：“中国人三分之一是强盗。”他们仨见了这句话十分气愤，遂把它用笔涂抹，以示不满。赵振声还专门向院长神甫抗议说：“如果这个批评家说的对，那么，我们三个修士中，一定有一个是强盗了。”院长劝他不要生气。
1925年9月，赵振声等乘法国船回到献县教区。他先在小修道院教拉丁文，又在大修道院教授哲学。到了1928年秋，除教授哲学外，还管理大修道院（当院监），直到1934年。这期间于1927年夏在教堂里接待了北伐军的一位总指挥孙良诚 和师长吉鸿昌 。他们有几十个伤兵被抬到天主堂医院养伤。
从1931年到1934年夏，赵振声兼任过献县教区耶稣会于1922年创办的天津工商学院的法定校长（Director Legalis）。这是民国政府 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结果。 1933年3月工商学院在政府立案后，赵振声的“哲学博士”头衔引起争议，第二年就把校长换成了华南圭 ，赵被调到教区耶稣会院当理家，1935年夏又被调往河间当总本堂，兼任河间城内教会学校的校长。两年后发生“七七事变”。1937年9月2日日本飞机轰炸了献县总堂，有6架飞机扔下了40颗炸弹，幸未死一人，只炸坏了几间房屋。在河间城内，虽有几处被炸，死了几个人，但天主堂院内未落一颗炸弹，因此有人以为天主堂是保险地 ，就逃到天主堂院楼房下的地窖里躲避。那时赵根本不相信八路军能抗战，后来改变了看法，因为八路军游击队打死的日本人越来越多。
二、愿意做爱国的称职主教
有“升牧”、“祝圣”、“交涉”、“惨案”、“坐监”、“烈士”、“何、李”、“卫生”、“出监”、“阴谋”、“省亲”、“去津”、“回献”、“解放”、“误会”、“住津”、“住京”、“奇观”、“隐藏”、“补充”等20节和“《圣经》”、“丁铎”、“教友”、“贞女”、“集体”、“互助”等6个附注，讲的是赵振声自己就任主教的经过，他以主教的身份做的一些事情和从主教的视角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观察。概述如下：
献县教区赵振声主教
1937年12月5日，赵振声在天津工商学院接到了由罗马来的电报，说他被选为献县教区主教。一份法文传教杂志《Chine（中国）、Sri Lanka（锡兰）、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报道了这个消息。他的父母写信给他说：“我们听说你被选为主教，我们又喜欢，又难受，喜欢的是你得了天主的如此大恩；难受的是你负起的责任太重了……”1938年3月27日，由永年教区华籍主教崔守恂 主礼、天津教区的法籍主教和献县教区的法籍耶稣会长襄礼，在献县总堂祝圣。1939年1月，由于教会在河间城内办的男女学校都停课，赵主教便把献县总堂的修道院和炼灵主母修女会都迁移到河间城内天主堂南北两院的楼房。到了5月间，为了躲避河间城内屡屡来寻衅滋事的日本人，修道院提前放了暑假，修女们大多数回了献县总堂。1941年9月8日正午，八路军游击队暗藏在在献县城东云台山天主教传教士墓地兼菜园子的围墙角上，开枪打死了正在园子旁边修公路的汉奸。 日本人把总堂的全体中国人连同赵主教都集中到云台山上，日夜监视。18天以后先是释放他们，接着又把其中几十个人连同赵主教抓到献县城内关押，11月22日留下17人，释放了其他人。赵主教继续传教，先到了景县，祝圣了一位奥地利籍神甫，然后回老家黄古庄看望和安慰父母，这一天是1941年12月7日。次日按照法国教士们的提议去了天津，住在工商学院，在天津期间他安排了从献县出来的几位中国神甫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传教。1942年3月中旬赵主教返回献县总堂直到1946年冬。那年圣诞节前，他又去了天津工商学院。1948年5月初，遵北平总主教区田耕莘枢机主教 之嘱，赵主教住进西什库教堂 里代行总主教职务。1948年12月，他以天主教在平负责人的名义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上签了字。1949年3月初，他离开北平回到本教区隐藏起来 ，对外则扬言已经出国，直到1953年9月。
以下是赵主教经历的几件大事：
（一）1938年4月8日，献县总堂从法国新来的一位神甫在去献县附近村庄传教的路上被八路军开枪打死了。八路军的指挥员说这是出了误会，专程到献县总堂见了赵主教和法籍负责人。双方同意，为亡者做一个追悼大会，并立碑殡葬于云台山传教士墓地。
（二）1939年7月中旬，日本人突然闯进河间城内天主堂院中，把堂里的人一网打尽，计有神甫3人、修道生9人、修士2人、先生4人、工友6人，共24人。罪名是暗通八路。不久又从西关逮去1名姓杨的老年男教友。除了7月31日因陪伴70多岁病重将死的李思永神甫 而一同被放出来的王永凯修士和7月25日夜间被日本人用酷刑治死的薛清修神甫（修道院的哲学教授），其余被捕的人1939年9月29日在河间西关全部被日本人活埋。
（三）1941年秋，赵主教在献县被囚时，同监的没有总堂的人，都是日本人在扫荡时逮来的“八路军”，其中大多数是给八路军帮过忙的农民。其中有一位姓李的八路军讲共产主义多么好。赵主教向老李说：“你讲的是不错，但这事做不到呀。”老李回答：“赶人民受教育，受到相当的程度，就做到了。”关赵主教的第三天正是阴历八月十五。由于他享有自主伙食的特权，而别人只能吃小米干饭，连咸菜都没有，他于心不忍，向饭铺给30多名难友每人要了一斤馒头、一碗肉菜。大家很是高兴。他三次被提审。头一次是在日本队长小川面前签字承认在云台山上有打死汉奸的事；第二次是在日本人面前见了总堂的外国神甫们；第三次是在翻译官面前见了蚌埠教区的意大利籍主教，该主教领他去见日本司令，请求把他保释，司令不准。他被囚大约一个月之后某天下午，8名八路军俘虏在献县东城门里被枪杀。被关在沧州的何松月神甫和李万仓先生也都被日本人害死。11月22日赵主教等人获释时被留下的17个人，包括1名修士、2位贞女、8位先生、6名工友，在1942年1月24日全部被日本人用汽车拉到城东淮镇用刺刀杀死。
（四）1946年6月下旬，圣统制开始推行后，为欢迎田耕莘总主教上任，赵主教去了北京。“事毕回献县，路过尚尔庄天主堂。午饭后，有教友愿告解。我在圣堂内正告解时，进来了二人，都背着大枪。二人中身量高的那一位向我说：‘我有话给你讲。’我就应声出来到神甫屋内．请他坐下讲话。他说：‘你叫人往堂里来，不下地做活，是耽误生产。’我说：‘朋友，现今天热（7月2日），还未起晌，耽误不了下地做活和生产。’那人一听，怒从心起，立起身来，用大枪把子向我胸前打来，一下子把我打倒。幸而在旁有人拉着，没有再打。那人给第二个背枪的人说：‘把他带走，押起来！’我就跟着第二个背枪的人到了小李村（距尚尔庄几里地），我被押在三间东屋内。第二天．献县总堂一知此事，就派来两位神甫。他们先到淮镇见了孙区长。区长同他二人来到小李村。孙区长立即把我和打我的那人叫到一起说：“这事的发生，是由于你们二人互不了解，出了误会。以后，我们要互相多加联系．必不至于再发生这种误会了。”遂就把我释放，让我平安回总堂。我回堂后觉着胸部微痛。经医生一看，才知左肋一条肋骨受了离骨伤。养了一个多月，就好些了。在这期间，河间城内的冀中区 派人来慰问我，这使我觉着十分感动。那时我怕八路，同时又感激八路，可是终究怕情胜过了感激情。于是我决意要离开献县去住天津。“
（五）赵主教住北平时最注意的一件事是法国仁爱会修女院的管理制度。尽管每个院中国修女都占大多数，当院长的却是外国人。特别是南岗子天主堂，院中修女都是中国人，唯独院长一人是外国人，还是个英国人。可见那时外国人极端轻视中国人。其它教区亦然。他曾去过的保定、正定、邢台等处都如此。在他自己掌管的献县教区，中国人占大多数的拯亡会修女归外国人管，两个本地修女会的会长也全属外国人院长管辖。他认为这真是”今古奇观“。
（六）在隐蔽传教的岁月里，赵主教除了念经外就读和翻译教会书。那时他天天希望蒋介石回来，”有美国帮助着，这还不容易吗？“他以为八路军 不能治国，抗美援朝时报上登载的种种成绩他也不信。到了1953年夏，抗美援朝胜利了，他才恍然大悟，从心里佩服了共产党真有能力。1953年9月18日，他正想着回到献县向政府自首去，忽然杨天牧神甫 找到他说：“主教，出来吧！不用藏着了。政府知道你在这里，特派我来劝你出来。”他当场就答应了。
（七）重新就任主教以后，赵主教感到刻骨铭心的有两件大事。第一件是1954年l月18日合并了献县教区的中保圣母会和炼灵主母会两个修女会。因为自1950年以后，这两个修会的人住在一个院里，甚至住在一个屋里，何必还分着呢？合并成一个修会更好。况且在本教区，主教有成立修会之权，也有合并修会之权。两个修会合并后取名“炼灵中保”。 第二件是1959年8月13日献县发生水灾。“那时总堂院内，水深刚没不了人。在屋内，水深到膝盖。政府派小船到堂院内救人，又派大船在街上等着，直到人们全上了大船，才运往献县城内，把人们安置妥善之处，因为城内地势高，淹不着。那时政府为救群众，派出的船只无数，同时在天空上，飞机来回旋转投下吃食和救命圈，群众感动得落下泪来。”
在处理信教、传教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关系上，赵主教做了多项有意义的尝试。以下是他的自述：
（一）“为使我，并为帮助别人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我所用的办法是在《圣经》内也找出拥护的理由来。这种办法，为无信仰的人当然毫无意义，但为有信仰的人，效力却是很大。例如上边说的周总理用的《圣经》之言‘富贵人升天堂比骆驼钻针孔还难’，为我就有了更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的效力。又例如劳动挣饭吃，很符合耶稣在纳匝肋的生活方式，也很符合圣保禄宗徒传教时的生活方式：他传教时，不吃教友的饭，只凭着两手挣饭吃。他黑夜白日织帐子，唯在罢工日休息讲道。”
（二）“当这位法国神甫丁鸣盛在世时（他是1961年1月31日死的，寿9O岁），我曾用法语同他谈论过社会主义制度怎么好。他听了之后，激动地说：‘除去不信神这一条，实话说，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近乎天主教。’丁鸣盛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圣教初兴时，教友们自动地度过几时共产主义生活《见《宗徒行实》）。此外．我也同丁老谈过两个阵营力量的对比，他说：‘一个苏联就能对付美国，中苏合力。更不用提了。’”
（三）“某男教友曾向我说过，他喜欢多用时间修理本村的圣堂，不喜欢多用时间去地里做活。我纠正他说：‘去地里做活是本分，所以是天主的圣意；修理圣堂是随你的喜好，岂可把你的喜好放在天主的圣意上吗？’他立时懂得这个道理了，以后积极地下地劳动了。”
（四）“某贞女在天津工厂工作，本很高兴了。但是她每天上班去得晚，惹得大家都笑她。我问她为何上班迟到。她说是因为天天早晨望完弥撒，她还念三分《玫瑰经》 ，以后才去上班。我纠正她说：‘去工厂上班是本分，所以是天主的圣意；每早念三分《玫瑰经》，是你的私意。你为随自已的私意，耽误天主的圣意，合理不合理？依理而论，你先该把工厂的工作做好。《玫瑰经》你不能念三分，念一分也行。不一定在早晨念，何时念都可以。没有时间就不念。’那贞女随了我的意。”
（五）“为劝人爱社如家，爱集体，我常用爱人如己的道理作解释：‘”我们全是耶稣的肢体，并且在耶稣内，我们彼此互作肢体。“这是圣保禄讲的道理（见《罗马书信》第十二章四至五节）。这样说来，你为集体做的事，也就是为你自己做的，也就是为主耶稣做的。这样做能立很多功劳，又能修很大德行。’”
（六）“为劝人互爱互助，不要嫉妒，我惯用圣保禄写的《格林多一书》第十二章十四到二十七节的话：‘人的一身，并不是只有一个肢体，而是由许多肢体组成的。假使脚说”我既不是手，找就不是这身上的“，岂能因此它就不是这身上的吗？假使耳朵说”我既不是眼，我就不是这身上的“，岂能因此它就不是这身上的吗？假使全身是眼，人用什么听声音呢？假使全身是耳朵，人用什么嗅气味呢？幸亏天主按自己的圣意把各肢体配置在全身上了。假使人身只有一个肢体，人身又在哪里呢？总之，肢体虽多，人身却是一个（集体制）。所以眼不能给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绐两只脚说”我不需要你们“。反之，在表面上显著更软弱的肢体，倒是更重要的，我们认为更卑贱的肢体倒更受我们的重视。凡我们认为可耻的肢体倒更受我们的尊敬。那本来尊贵的肢体，倒用不着这样尊重了。天主对于人身是这样分配的：把更多的尊荣分给那次等的肢体，免得身上生出分裂，他却使各肢体都得其所，互相关照。若有一个肢体受苦，一切肢体都与它一起痛苦；若有一个肢体受光荣，一切肢体都与它一起喜乐。你们便是基多的肢体，并且你们彼此之间还互作肢体。’”
尽管这些话语打有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前两三年的时代烙印，但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听到赵主教这些教导的天主教徒难道会不信服吗？
三、接受人民政府的教育
共3节：“出来”、“教育”、“转变”。以下原文照录：
“杨天牧来见我的第二天，就在东双坦我住的那一家，见了公安厅刘处长和沧专公安局马科长。他们很慈善地接待了我，又使人给我做了一套新制服，还给了我一大笔款，为过中秋节。这些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待遇，很打动了我的心坎，使我把怕八路的情绪，差不多都消除了。过了阴历八月十五，于1953年9月24日下午，政府又派人把我送到云台山，那里有汽车又把我送到河间，住了12天，为交代问题。在这期间，又从献县叫来杨天牧神甫同我作伴。在河间除刘处长外，我还见了蔡处长和吴厅长（即现今的法院吴院长） 。这些首长们对我的耐心教导，使我真是心悦诚服。还有刘处长说的下边这几句话，使我永远不能忘记。他说：‘政府不愿多有一个敌人，却更愿多有一个朋友。你隐藏着，是做了敌人；你出来，是做了朋友。’”
“当我在河间交代问题时，觉着有许多问题搞不通。刘处长安抚我说：‘你且不用忙，这些问题，慢慢都可搞通的。我们预约用上二三年的时间，每月我去献县总堂一次，与你面谈。’果然，三年之久，即从1953年秋到1956年春，刘处长耐心地每月必去献县一趟，与我面谈。他还赠给了一部《毛泽东选集》，共三册，当时尚无第四册。他三年的谈活和这部选集确实给了我很多帮助。政府首长们为使我出外传教便利，还做了种种措施。数年之久，我把献县教区的9个县，都传过了一遍，并且有的村庄，我去过还不止一次，从来也没有遇到困难。这事使教友们看出信仰真是自由的，我们真该感谢党和政府。”
“我的思想转变，真不是一下子的事。我虽受过政府首长们三年多的耐心教育，对于开政协会、开爱国会还是畏首畏尾的，不敢大胆去做。例如，1955年春季，我初次去保定开省政协会。那时我要的条件不少：要作伴人杨天牧一同去；要独住一处，为便易做弥撒；要占礼六能吃素，不犯小斋；还要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参加这不参加那等等。如今想起来，觉着实在可笑。又如1956年夏，去北京开爱国会预备会时，我还是叫着杨天牧神甫给我做伴，因为他是我幼年时的同窗友，我信任他，他也很能帮助我搞通思想。例如在开会期间，会员们见过一次当时国务院的秘书长习仲勋。他在谈话中给我们说：‘对于梵蒂冈，我们要向它作长期的斗争。’这句话可使我心乱起来了。以后经何局长 在会场上的解释，并杨天牧神甫私下的劝说，我才放心了。预备会将结束时，会员们又去见了一次国务院周总理，我心内很觉痛快。因为他在谈话中说：‘我在法国留学时，曾读过你们天主教的《圣经》，上边有一句话，我至今未忘，就是耶稣说的”富贵人升天堂比骆驼穿针孔还难“。’那时我想，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内没有富贵人，所以我们为升天堂就不难了。周总理还同我们一起照相。他的这次接见，真正给了我无比的安慰。我常常不断地回忆此事，又常常不断地看那张像片，为坚定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虽然如此，我的思想仍未彻底搞通．因为1957年1月当在北京开爱国会的扩大预备会议时，我始终没有敢去参加。 那年夏天，为开全国爱国会第一届代表会议时，我倒去了，但在思想上最搞不通的还是梵蒂冈问题，以致说出了很不对头的话，也作出了很不对头的事。赶到那年冬天往保定开省爱国会时，我更是从心里不愿去的。终究为了各方面的督促，很勉强的我也去了。在保定我先后同宗教事务局赵局长和郝副局长 私下作了多次的谈话之后，我才渐渐看清了，首先我要站稳人民立场，与敌对我们的人们敢于作坚决的斗争。谈到罗马教廷，既然它与蒋匪帮幻结，站在敌对我们的立场上，我们当与它划清敌我界限，我抗议它，摆脱它，有何不对？至于信仰问题，政府绝不加干涉。这时我的思想才开始搞通了，并且参加了河北省天主教爱国会第一届代表会议。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在会议结束时，大家竟选我做省爱国会主席。这真使我惭愧至极。同时这也是催促我思想改造的一大力量。果然，以后有许多以前认为不能通的问题，经过细心研究，再三思索，也渐渐地搞通了。例如自选自圣主教，以前我想怎么也搞不通，但在1958年4月间大学习时，已迫近圣主教的前夕，也竟能搞通了。”
1957年7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时周恩来总理与代表合影（前排紧挨总理左肩者为赵振声主教）
四、服从人民政府的领导
有“理由”、“亲圣”、“与礼”、“服从”4个附注。其中“服从”部分，字面上是传教即教导教友们服从人民政府领导的意思，实际上是赵主教为自己坚决服从人民政府领导，积极参加自选自圣主教，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道路找到的神学上的依据。有了这个依据，他为自选自圣主教主礼和襄礼就顺理成章了。以下所录仍是原文：
（一）“为劝人服从政府，我惯用圣保禄写的《罗马书信》第十三章上的话，即：
“1、人人应该服从政府，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当权者，都是由天主立的，而反抗者要给自己招来惩罚。
“2、所以不论何人，若反抗政府，就是反抗天主建立的秩序。
“3、做好事的，用不着怕官长，做恶事的才怕他们。你要不怕官长，你就做好事吧！他必要表扬你。
“4、因为他是天主的臣仆，是为你谋福利的。但是你如果做坏事，你就该畏惧。因为他不是徒然背着剑的，他既是天主的臣仆，就负责惩罚那做恶的人。
“5、为此，你们应该服从，不仅是为了怕刑罚，也是为了良心问题。
“6、你应该纳税（公粮）。税务缘是天主的服务员，忠心尽职的。
“7、对于一切人，应该给什么就给什么；应该向谁纳税，就向谁纳税；应该向谁纳捐，就向谁纳捐；应该畏怕谁，就畏怕谁；应该尊敬谁，就尊敬谁吧。”
（二）“我搞通自圣主教的理由如下：
“第一个理由是教区必须有主教，这是天主的命。见《宗徒大事录》第二十章二十八节。圣保禄宗徒说：‘因为圣神立了你们为监牧，命你们收养主用自己的血所挣得的教会云云。’可是，罗马教宗许台湾圣了好几位主教，还圣了一位总主教 ；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不但不许圣主教，连武汉去电，要求他可祝圣董、袁二位主教 时，反倒招来了一个超级绝罚。这说明是个反动政治问题了，我们岂能为了反动政治手段而不听主命吗？所以我们要自圣主教，因为自圣主教，是听天主的正当命令。不许圣主教是人出的反动命令，我们宁愿听主的正当命令，不愿听人的反动命令。
“第二个理由是在圣教初兴时，有许多主教受祝圣，并不先请教宗照准。例如，圣央罗削主教的祝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见《圣教史略·第三世纪史》）。
“第三个理由是：如果你要说上边说的那种习惯现今已被取消，现今为圣主教，必须先有教宗的同意，那未，假使教宗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假使他也如同我们一样样，受过社会主义教育，他也一样愿意走我们这个社会主义道路，我想他就不会不同意我们圣主教的。所以我圣了主教也就如他同意了一样。”
（三）“我亲自圣的第一批主教是1958年4月20日，复活节后第二主日，在献县圣的，即永年王主教、永平兰主教、宣化常主教、西湾子潘主教。
“第二次我亲自圣的主教是保定王其威主教，是1958年7月20日在保定圣的。”
（四）“我参加祝圣主教典礼的事迹如下：
“1、1958年6月1日主日，在山东济南参加了祝圣4位主教的典礼．即济南董主教、曹州李主教、周村宗主教、益都贾主教。
“2、1959年7月间，在北京参加了祝圣北京教区姚光裕主教 的典礼。
“3、1959年11月间，在南京参加了祝圣4位主教的典礼，即南京李主教、徐州钱主教、海门郁主教、苏州沈主教。
“4、196O年4月27日，在上海参加了祝圣上海教区张家树主教并祝圣浙江方、舒主教共3位主教的典礼。
“5、1962年1月21日主日，在北京参加了祝圣5位主教的典礼，即河南开封何主教、河北正定刘主教、山西太原李主教、山西凤翔杨主教、广东旧属香港教区的叶主教。 “
五、小结
赵主教特别注明：“以上回忆录，在天津省爱国会于1963年3月23日写完。”可见他完全认同天主教爱国会这个新型的教会团体。他又注明：“此稿不可印刷外传，只能作文史资料而已（共13500多字）。”显然是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党政领导干部和宗教工作人员，以及后来人。应该看到，他写作回忆录有一个扎实的基础，就是从1962年6月开始的编史工作。7月初他亲自去天津查找资料，7月29日回到总堂主持召开天主教爱国会负责人会议，调整了编史班子，根据参加人员各自的才能做了分工，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他身体力行，时间不长，就将手头外国人写的教区史全部译成了中文，计有8万余字。正是这项工作使他萌生了回顾自己一生经历的动机，我们才有幸见到这篇回忆录。
1964年底，赵主教在天津参加省政协学习会期间感到天主教没有前途。1966年受到“文革”冲击，并于1967年2月18日被捕入狱，1968年10月15日病故于献县公安局看守所。这是他在写《回忆录》的时候根本想不到的。
1979年，献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宗教科协同省、地宗教事务部门对赵振声冤案进行复查，给予平反。1981年2月，河北省宗教事务局决定由省天主教爱国会、石家庄市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沧州教区等团体组织赵振声主教追悼会筹备组。3月5日，筹备组发出讣告。3月17日下午3时，河北省天主教爱国会在石家庄市殡葬管理所礼堂隆重举行了赵振声主教和献县教区朱光、张金山2名神甫的追悼会。悼词肯定赵主教“接受党的领导，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支持我国天主教会独立自办的方针，特别是任河北省天主教爱国会主席以来，在协助政府宣传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981年4月3日下午，在献县教区云台山墓地隆重举行了赵振声主教遗体迁葬仪式。
赵主教去世已近半个世纪。自1980年以来，随着执政党治国理念和相关政策的调整，河北省和全国天主教问题的处理时有起伏，目前矛盾集中在自选自圣主教是完全独立自主还是兼顾罗马教廷的脸色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行之有效，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妨借鉴历史经验，以便少走弯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赵振声主教的《回忆录》是值得党政各级领导和基层宗教工作者加以咀嚼和思考的。
注释：
1925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第16号公告发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六条首倡“私立”、“中国人控制”、“教育与宗教分离”三大精神。1928年6月，北伐军占领北京，宁汉合流，12月29日，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此前由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1928年1月17日发布实施的坚持了上述三大精神的《私立学校条例》和《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推向全国。1931年８月教育部训令将私立学校最后立案时间限定在1932年６月底，否则将饬令停止招生或勒令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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