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3月19日，当选仅一周的新任罗马教皇方济各教皇在梵蒂冈举行就任弥撒典礼，成为梵蒂冈公国和罗马教廷“圣座”名副其实的新当家人。
众所周知，自1951年中国和梵蒂冈断交、1957年中国成立独立于教廷、自选自圣的“天主教‘三自’爱国会”后，中国和梵蒂冈、中国国内天主教官方教会和罗马教廷间的关系就一直处于低谷，梵蒂冈也成为整个欧洲范围内，唯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自1978年约翰.保罗二世教皇即位起，中国和梵蒂冈间开始进行建交接触，并不时有积极或消极传闻传出，几乎每一任新教皇即位，外界都会对中梵关系的走向进行一番新的揣测。
那么，方济各教皇的即位，会给中梵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
“非右翼”色彩令人瞩目
众所周知，战后历任教皇一直以右翼、反共立场著称，波兰籍的约翰.保罗二世尤为著名，刚刚退位的本笃十六世也曾多次发表右翼色彩明显的讲话，并对“共产政治”予以抨击。尽管自“三个世界”论出台、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外交舞台秉持务实主义立场，淡化了对意识形态的强调，但教皇的如此“定调”，自不可能令中国政府感到愉快。
与前任不同的是，方济各教皇的政治主张显得更为多元化：针对意识形态之争，他强调“左右兼容”、“不争论意识形态”，认为当代社会的政治应该多元化，容忍异己，兼收并蓄，才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一味吹捧或贬斥都是片面的。他曾公开谴责资本剥削、社会不公和“资本主义庸俗的拜金主义”，认为这些都和天主教的宗旨背道而驰。
方济各教皇是阿根廷人，并长期在拉美教区担任教职，而在拉美大多数国家和社会，憎恶贫富不公和社会对立，反对国内外垄断资本霸权的盘剥欺凌，憧憬社会公平、公共福利，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左翼民粹是拉美民粹的主体。作为植根于人数众多的拉美天主教社区、在阿根廷这个近年来一直“偏左”的拉美大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人士，方济各教皇产生这种迥异于欧洲籍前任的“非右翼”世俗政治思想，并不足奇，近年来，天主教的重心正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欧美信众比例相对下降，拉美、亚洲、非洲等非传统地区的信徒比例大幅度上升，方济各教皇在社会问题上的崭新立场，较诸前任显然更适应这种新形势。
这种“非右翼”色彩，总的来说是有利于教廷和中国政府间沟通、对话氛围改善的，这或许能令未来一段时间里，教廷和中国间更加“说好话”、“好说话”一些。
但另一方面，方济各教皇出身耶稣会，在教义上却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如果说，反对同性婚姻、反对“各种奴役”（包括卖淫嫖娼、剥削童工和剥削非法劳工等）、反对妇女出任教职，及反对“允许神职人员结婚”的主张，和中国方面尚不构成尖锐冲突，那么他对避孕、堕胎和计划生育的激进反对态度，就势必与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相悖，这恐怕未必会有利于双边关系的改善。
绕不过去的几道坎
教廷和中国政府1951年断交及中断关系，1978年恢复接触后又始终无实质性关系进展，关键便在于彼此间的几道坎。
首先，教廷严禁各地教会自选自圣，要求天主教各教区、教会和教众服从教廷的指导，而中国政府坚持主张“三自”。尽管这种冲突在双方关系较缓和时，会以推举同一人选出任教职的形式，达成事实上的妥协，但这本身是一种策略性而非制度性的应付之策，仅在教区内官方、非官方信众、教友人选趋同时能产生效果，一旦出现各推各人选，而中梵意见又不一致的情况，便会出现同一教区产生两个主教（一个中国官方认可的“三自”主教，和一个梵蒂冈认可的主教）的情况，而这种情况随着老一辈神职人员相继物故、退休，新一代教众间隔阂增大，实际利益矛盾增多，变得越来越频繁，本笃十六世在位期间曾数次将“三自”选出的主教斥为非法，而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则将教廷的上述举措称为“干涉内政”。
对中国政府而言，宗教团体不听命于境外组织是底线所在，原则问题，而在教廷看来，只要仍认可自己是天主教会、教徒，就理所当然应听命于梵蒂冈，历史上因为对教廷、教皇权威的争议，而导致的教派分离、新教派产生不知凡几，这个问题对教廷而言，也同样是不容动摇的根本。双方各有底线，且都很难松动，这道坎，恐不是换个教皇就能轻易迈过的。
其次，中国一贯坚持“一个中国”，凡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必须与台湾当局断交，而梵蒂冈公国一贯奉行“断交不自我出”的惯例，即“建交可以，只要台湾当局不主动断交则不与之断交”，而正推行“活路外交”的台湾当局自不会放弃这欧洲仅存的“外交桥头堡”：上任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就职弥撒，陈水扁就曾亲临祝贺；此次方济各教皇就职弥撒，马英九同样亲自到场。从梵蒂冈方面给予的“国宾规格接待”，和台湾方面的大事张扬可知，梵蒂冈很难抛下“惯例”，以破例和一个“旧交”主动断交的代价，换取和中国建交的机会，而中国政府又如何可能为换取和梵蒂冈建交，去松动“一个中国”、“不搞双重承认”的“铁底线”？
此外，影响中梵关系的一个重大障碍，是对一些历史问题、人物的评价。教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处理若干中、外籍神职人员的做法一再表示强烈不满，而中国政府对教廷每每将两次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和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些在华活动、死去的天主教争议人物“封圣”反应激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同样缺乏转圜的余地和艺术。
教皇只是一个人
应该看到，即便方济各教皇在个人风格、观念上与前任不同，即便这些不同促使他更积极地看待中梵关系，并努力推动这种关系的前进，仅凭他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
教皇是通过“圣座”来管理梵蒂冈和世界各地教会事务的，其中枢组织教廷，包括国务院、宗教法院、十一个宗座委员会和众多事务机关，这些职能部门及其负责人担负着从世俗的内政、外交、金融，到精神层面的教义解读、传教、“封圣”等，诸多具体职能，且机构叠床架屋，“圣职”层叠累累，对梵蒂冈和教廷的各项事务，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些职能部门和负责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梵蒂冈、教廷和教皇的对华政策风格、走向，且其任职时间通常很长，顾问机构——枢机处枢机甚至终身保有头衔，正是他们的存在，才令梵蒂冈的政策、风格具有强大的延续性，不会因教皇更迭而人亡政息。但延续性也会成为一种惯性，这种惯性使得教皇更迭对教廷政策的影响力被极大削弱。
既然当前中梵关系现状的梵蒂冈方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圣座”和教廷，及其众多职能部门、主管人员来负责，那么在上述结构、组织和人员变动不大的情况下，仅仅更换一个新教皇，对中梵关系走向的影响，注定是有限的。
“方济各”、“耶稣会”及与中国的历史渊源
方济各教皇的头衔打破惯例，未加世系排列，其原因众说纷纭，但何以称“方济各”则各方意见大抵一致：新教皇是天主教历史上首位出自耶稣会的教皇，而西班牙人圣方济各.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1506-1552）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此举意在表明自己出身，并向前辈致意。
值得一提的是，圣方济各.沙勿略是将天主教传到远东马来半岛、日本等地的开拓者，且晚年一直立意赴中国传教，最终在屡次受挫后，病逝于离中国大陆一步之遥的广东台山上川岛，而后来以尊重儒学、尊重中国信众尊孔祭祖传统，而被称为“西儒”，从而打开在中国传教大门，并与中国学者徐光启等人交游，以开启中西文化直接交流之路而名垂青史的意大利人利玛窦，则同样出自耶稣会，并以圣方济各.沙勿略传人自居（他出生于圣方济各.沙勿略去世当年）。在明末清初，罗马天主教一度获得中国内地合法传教资格，并涌现出汤若望、南怀仁等学贯中西，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历史性贡献的著名人物。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勉十一世发出禁约，把孔学称为异端邪说，严禁中国教徒尊孔祭祖，对违反禁约纵容此行为的传教士作出开革出教的威胁，及此后中国康熙皇帝针锋相对的应对，天主教在中国被禁止传播，中西文化交流中辍，直到鸦片战争的炮声再度打开中国大门，而“禁约”出台的起源，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另一个教会分支不满耶稣会后来居上、出于争夺在华传教主导权的目的，不断在教廷和整个欧洲挑起对孔学的争论，希望借把孔学打成异端独霸中国传教权所致，这和今日的局面颇有几分相似，而这个与耶稣会争衡的教会同样和“方济各”的名字有关——教会名称叫“圣方济各会（Ordo Fratrum Minorum）”，创始人则是意大利神学家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cesco d'Assisi）。
古代中国的天主教传播，自方济各始，以方济各兴，又因方济各衰，而耶稣会的名字则贯穿始终。戏剧性的是，“禁约”出台309年后，第一个耶稣会出身的教皇、第一个单纯冠名“方济各”的教皇问世，“方济各”与中国间，能否再擦出一些足以铭刻史册的火花？ |
